社会政策的重要性：以K字形复苏为例

在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民生影响时，我曾经总结了一些国际经验和教训，概括了与经济冲击事件相关的若干“特征化事实”，其中一条是：疫情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说的是不同国家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业、岗位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于疫情冲击的抵抗能力是不一样的，很显然，穷国和低收入人群具有更突出的脆弱性。

如今这个判断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再次被不幸言中。例如，在全美国仍然处于疫情水深火热之中，经济整体陷入百年不遇的衰退，以及出现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很多科技巨头、跨国公司以及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反而挣得盆满钵满，股市也靠着诸如脸书、亚马逊、苹果、奈飞和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这样的高科技公司推动而居高不下。据国外媒体报道，在2020年3月18日至9月15日期间，美国643位最富有的人的净资产总额在2.95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了29%。许多经济学家由此得出判断，在复苏之前已经出现“K”字形复苏趋势。

我国疫情后的复苏特别着眼于对中小微企业和居民就业给予精准扶持，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便及时转向推动复工复产，尽快实现了复商复市，取得了抗疫和复苏的优异成绩。然而，我国经济尚未得到完全的恢复，也存在着疫情后复苏的不平衡现象。最近有报道称，截至2020年8月28日，财富超过20亿元的企业家人数比2019年增加32%。胡润榜上的企业家总财富较2019年增长54%。胡润表示：“疫情对中国经济和企业家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他认为中国呈现出“V”字形复苏，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2020年全世界有一个经济体最接近于“V”字形复苏，那无疑就是中国。但是，如果像胡润这样仅从富人榜观察到的“V”字形，那其实只是“K”字形的上半截，而下半截则可能出现一个倒“V”字形。至少，不应忽视我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如如何使众多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农民工返城就业、低收入家庭恢复消费，等等。

国际上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在判断和猜测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复苏轨迹时，曾经借用过各种各样的大写英文字母，例如“V”字形复苏、“U”字形复苏、“W”字形复苏、“L”字形复苏等，最终在“K”字形复苏上取得了比较多的共识。显而易见，人们普遍观察到“K”字形复苏现象，并且给予这种现象较大关注，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几点有益的启示。

首先，“K”字形复苏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既不是偶然发生的，甚至也不是什么崭新的现象。实际上，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既可以说“K”字形复苏，也可以说“K”字形衰退，还可以说“K”字形繁荣。因股市房市等资产投机而催发的经济泡沫，就是一种典型的“K”字形繁荣现象。在富人和投机者从中获利的同时，普通人归根结底不能分享这种“繁荣”的好处。然而，一旦泡沫破灭，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却首当其冲。此外，在一般的高速增长时期或经济繁荣期，市场竞争也常常导致两极化结果，从我们熟知的《林家铺子》式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逻辑，到如今高科技领域形成的“赢者通吃”（winnertakesall）现象，都显示了一个道理，被“吃掉”的小鱼和虾米自不必说，所有竞争中的“输家”企业，都会给社会带来失业和致贫现象，造成对劳动者及其家庭的连带损害。

其次，市场本身从来没有也不能产生所谓的“涓流效应”。也就是说，当大企业赢得竞争和企业家因此致富的时候，集中起来的财富并不能自然而然滴流到普通企业和低收入群体中间。固然，在一个主要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来驱动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形成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是必要的，非此不能鼓励那些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创新企业，并因此淘汰掉那些生产率停滞不前的无效企业。但是，这种环境的形成和良好发挥作用，必须以社会政策托底为保障。(www.xing528.com)

换句话说，创新发展需要通过充分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但是，对于在竞争中失败了的企业的职工，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的兜底，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得以保持符合社会标准的生活水平，享受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缺乏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会为市场主体提供规避竞争的借口，还会造成不利于民生稳定改善的后果。而一旦有了社会政策托底这个必要的保障网，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便可以获得放心大胆的采用。观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可以发现，在社会支出占GDP比例高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往往也更高。这就证明了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

最后，我国正处于应该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广泛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曾经历经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扩大实现，由于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经济总量的增长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为城乡居民所分享。第二个阶段是在劳动力普遍出现短缺的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保护和收入分配都得到了改善。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在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初次分配使普通劳动者分享发展成果。但是，仅仅依靠劳动力市场改善收入分配的功能，既存在着局限性，还具有效应递减的趋势。

按照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成为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即跨过12000美元这个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门槛。国际比较表明，以0.4这一基尼系数水平作为分界线，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明显好于中等收入国家，即在多数情况下，前者的基尼系数显著低于这个水平，后者通常高于这个水平。经验表明，伴随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收入分配从不均等到更加均等的变化，并没有其他什么诀窍，原因完全在于政府实施更大力度的再分配。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以税收和转移支付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把相关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平均降低了35%。

既然疫情后客观上存在着“K”字形复苏的倾向，利用这个时机加大再分配力度、切实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可以获得一石三鸟的效果。除了防止疫情后“K”字形复苏和开启“十四五”再分配模式这两个效果之外，在我国经济整体率先复苏的同时，也面临着第三产业复苏滞后于第二产业、需求侧复苏滞后于供给侧、农民工就业恢复滞后于经济增长等问题。因此，打通就业、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阻点，通过扩大居民消费加大需求拉动力，对于加快复苏节奏、提高复苏效果具有立竿见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