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应对疫情发展的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暴露出世界经济的脆弱性；中国从发现疫情到抗疫过程，也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反思。总体来说，应对疫情及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必须立足长远，从前一时期着眼于防控疫情的阻击战，转向复工复产、稳定就业和收入、保持和修复供应链、促进补偿性消费及至恢复经济景气的持久战。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沿用一些逆周期调节的常规宏观经济政策，也要有针对多变性疫情及其经济影响（“青蛙”事件）的非常规手段，还要把针对疫情进行的反思即时纳入应对策略之中。

首先，应对供需两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无论是财新采购经理指数（PMI）还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2月份主要经济运行指标，都显示宏观经济景气进入低迷状态。如果参照美联储使用的“萨姆指数”，即观察最近三个月失业率平滑水平，是否比过去11个月的最低点高出0.5个百分点，可以得出同样的判断。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三个月失业率平滑值为5.6%，已经比2019年4月和5月的5.0%（过去11个月最低点）高出0.5个百分点。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出手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鉴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来自需求和供给两侧，并且仍在继续发展，以宽松货币和充足流动性为取向的货币政策手段并不对症，需要以财政政策为主。鉴于无论是开工不足还是需求不足，都与防控措施相关的物理性阻碍相关，财政政策的取向更需着眼于精准到位地扶持企业经营、补贴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复苏、推动复工复产，从而稳定就业和民生。货币政策为辅并相应跟进，旨在确保上述政策在实施中不会遇到流动性瓶颈。(www.xing528.com)

其次，应对全球金融和大宗产品市场冲击。经济活动就是市场主体根据自己能够获得的信息做出反应。然而，“青蛙”事件带来诸多信息不完善并导致市场信号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不确定性既表现为平均值的降低（降低增长率）也会表现为方差的扩大（增大波动），因此，恐慌本身也好，市场主体的主动调整也好，都会造成市场动荡。如果进入一个不确定性的恶性循环，恐惧造成的结果还会导致恐惧的升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此，利用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最大限度地释放积极、准确和一致性强的政策信息和市场信号，对于保持市场主体的信心，避免非理性市场行为极为重要。

最后，应对疫情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多变性。疫情防控阻击战迄今取得的成效，显示出我国体制的共识高和执行力强优势。早期的延误也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府忧患意识不强，以及不敢作为和不愿担责的弊端。鉴于此次大流行疫情显现出的初起时隐蔽性、演变中多变性以及走向上不可预测性，政策上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纵向指挥和执行体系，信息上需要有一个灵活通达的横向网络和传递通道；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前提下，既要确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规范且明确的权责关系，也要建立政府和社会之间互为补充的信息渠道以及事务沟通机制。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也应该在疫情后经济恢复工作中即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