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实现长达40年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从供给侧看改革开放成效,微观主体的激励机制得到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转向市场机制,打破了稀缺生产要素的积累瓶颈,更充分利用了丰裕的生产要素,通过招商引资加快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从需求侧看改革开放成效,人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大规模建设和投资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了巨大的需求拉动力。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在既有的经济学框架内予以理解。
然而,对于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达到如此史无前例的增长速度(如GDP年均增长率1978—2017年为9.5%,其中1990—2011年为10.4%),以及为什么近年来增长开始减速(如2011—2017年为7.2%),经济学家尚未取得共识,观点莫衷一是,需要我们观察中国这个时期的特殊增长条件及其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前30年与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1980—2010年期间,人口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则近乎零增长。这种人口转变造就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为中国实际开启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也就是说,2012年减速之前的增长速度与有利的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之后的减速则在于人口因素的逆转性变化。(www.xing528.com)
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开始加速消失。首先,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提高,迄今已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减弱。其次,随着新成长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素质改善速度也放慢了。第三,劳动力短缺及其引致的资本替代劳动过程,导致资本投资报酬递减进而使投资回报率下降。最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过程减速,生产率的提高难度也必然加大。由于上述原因,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动能,转向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在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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