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导向

让我们以更加问题导向的方式，回答农业劳动力是不是需要继续转移的问题。由于劳动力转移速度已经放慢，例如，离开本乡镇外出农民工的年均增长率，从2000—2009年期间的7.1%大幅度降低到2009—2018年期间的1.9%，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过快的问题十分突出，显著地削弱了长期以来以丰富劳动力禀赋取胜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这就意味着，已有的生产能力和投资的增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向外转移趋势。在一部分制造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

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制造业增长速度放慢，从而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虽然制造业比重未必能够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水平，但是，制造业比重变化可以从方向上揭示工业化趋势。从各国经验看，国家工业化并不是遵循一个直线式的轨迹推进，而是按照一个不那么规则的倒“U”字形曲线变化。例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会首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达一定发展阶段后，该比重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在1996年便在36.8%的水平上达到了峰值，不过，在随后的十年中并没有明显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在2006年之后，该比重才从36.2%的水平上一路下降。

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现象，还是具有早熟的性质呢？制造业比重的下降现象，既可能是在较高工业化阶段上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可能是条件尚未成熟时的过早“去工业化”。许多曾经取得制造业发展重要地位的国家，已经经历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程，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情形与两组国家进行比较。

第一组国家是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早在195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6.8%的时候就开始下降，按照2010年不变价，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16443美元，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已经降到7%。日本的制造业比重是在1970年34.1%的水平上开始下降的，人均GDP达到18700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9%。这两个国家在制造业比重下降转折点上，都属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农业产值和劳动力比重都较低。

第二组可供比较的国家是拉美国家阿根廷和巴西。阿根廷制造业比重是在1976年37.9%的水平上开始下降的，其时人均GDP为7292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5%。巴西的制造业比重于1980年在30.3%的水平上开始降低，人均GDP为8317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38%。也就是说，两个国家都是在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时制造业比重就开始下降。(www.xing528.com)

前述第一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可谓水到渠成。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反而加快提升，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迄今仍然保持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地位。第二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不成熟的性质。制造业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升级并不成功，国际竞争力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以人均GDP标准来判断，许多此类国家迄今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由此可以归纳几点经验和教训。首先，人均GDP作为一个标志性指标，揭示出在一定发展阶段上，高速工业化的源泉逐渐式微，在转向以创新和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阶段时，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必然性。其次，农业比重下降到较低水平时，意味着不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同时第三产业也处于较高端，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第三，制造业比重下降，绝不意味着该产业的重要性便降低了，相反，新的工业化阶段是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阶梯的关键时期。

比照国际经验，中国制造业比重的下降来得过早。在1996年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高点时，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335美元，刚刚跨过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门槛，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51%；2006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也只有3069美元，仍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43%。

2017年中国在人均GDP达到7329美元时，制造业比重降到了29.3%，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7%。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指标来看，与美国和日本制造业比重下降时的差距较大，与阿根廷和巴西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水平更为接近。这就是说，即便考虑到中国的制造业比重过高，需要一定程度的调整，目前达到的水平仍然应该作为一个警戒线，需要遏止继续下降的趋势。防止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一方面是为了给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高端升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创新核心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产业更高端获得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留出充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