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转折点与动能转换期

在尽享人口红利实现高速增长以后，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分别经历了若干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第一，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首现民工荒，并由此导致延续至今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过快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符合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经典定义，我们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第二，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老龄化随之加速，这可以被称为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第三，农村16岁到19岁之间的人口，作为向城镇转移的主要组成部分，于2014年达到峰值并随后进入负增长，我们称之为劳动力转移减速转折点。

这三个转折点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三个不断增强的阶段，结果是人口红利的加快消失。相应地，所有与人口因素相关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变量都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这种现象并不意外，反映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性。研究者和决策者也都认识到，传统经济增长因素的弱化，要求尽快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即从生产要素驱动型转向劳动生产率驱动型。不过，在中国经济跨越了一系列转折点之后，能否实现增长动能的转换，有赖于我们增强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作用的认识。

我们习惯于说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高速增长，来自于人口红利这一必要条件。笔者也反复用计量估计结果证明这一结论。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与人口特征相关的有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因而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诸种因素，归根结底是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得以转化为增长动能的。劳动力大规模跨地区跨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供给增加也好，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好，都必须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www.xing528.com)

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两个不尽相同的提高机制。在刘易斯转折点和其他一系列转折点之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被动提高的性质。在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体制和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流动，长期以来在农业中积淀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此为出发点，非农产业和城镇化能够吸纳多少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提高。而在诸种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必须由自身发力，换句话说，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多大程度上的提高，不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的安全保障问题，还决定了劳动力转移能够走多快、走多久以及走多远。

问题在于，农业中是否仍然存在着剩余劳动力，从而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劳动力转移。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国际比较看一看农业劳动力比重是否仍然很高。笔者曾经把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与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比这些国家算术平均值高一倍还多。这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在不久的将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在就业分布这一产业结构特征上显著缩小与这些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