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分析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为标志。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具体形式是“大包干”，形象地说就是，土地以长期经营权的方式承包给农民，而后者在承包地上生产的产品，“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加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改革因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农村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首先，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迅速解决了农民不得温饱的极度贫困状况，逐步消除了城市食品供给凭票供应的短缺状态，直到最终基本消除世界银行定义的绝对贫困（每天收入不足按2011年价格折算的1.9购买力美元）。其次，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推动大规模农民工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提升了产业结构，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2018年，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达到1.73亿人，其中78%进入到各级城镇。最后，随着农业比重逐渐下降，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

农村改革对国民经济的所有这些贡献，都离不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1978—2017年期间，按照不变价计算的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的农业增加值，即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2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2%。从不同时期观察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点，也折射了改革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在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普及的年份即1980—1984年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但是，由于这个改革只具有一次性效应，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速就缓慢下来。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产生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较快，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形成一个高峰，随后因城市就业企业实行减员增效改革，就业压力加大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生产率提高速度也再次减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向型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再次膨胀，并且在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和非熟练职工的工资上涨从此成为常态，又一次加快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这样的速度迄今已经保持多年，尚未有减缓的趋势。(www.xing528.com)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为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和快速城镇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是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性保障。在此基础上，人口红利才得以兑现，分别表现为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加快改善、低人口抚养比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劳动力充分供给有助于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保障投资高回报率，以及转移剩余劳动力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

虽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并且中一些年份，特别是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甚至快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是，其间起伏徘徊使得这个速度整体上没有跑赢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未能显著缩小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例如，在1978—2017年期间，第二产业劳均增加值年平均增长7.5%，第三产业劳均增加值年平均增长5.0%，提高速度也相当高，以致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得到保持。

例如，1978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是第一产业的7.0倍和5.1倍，随后曾经有过缩小到较低水平的时候，但是也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2003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均增加值，分别达到农业的19.0倍和6.4倍。2017年，这两个产业劳动生产率仍然分别为农业的16.4倍和4.8倍。这种状况对于城乡协调发展和保持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健康构成一个阻碍因素，亟待实现重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