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激活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政策手段

传统理论通常从物质资本供给的角度解释第一次人口红利源泉，强调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储蓄率提高效应，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相应地，这种理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从而人口抚养比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则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个条件是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即人们对老龄社会的来临做出积极反应，从而为自身养老而增加储蓄。第二个条件是能够激励进行养老储蓄的相应机制，这就要求由社会而不是家庭承担养老职能，同时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是积累型的而不是现收现付式的。一旦为养老进行储蓄的动机得到激发，储蓄率得以持续提高，就能够保障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供给，因而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不过，这种观点并不全面。

中国经历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转变时期，其间也得益于人口红利而取得了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最快的1980—2010年期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1.8%，非劳动年龄人口以－0.2%的年均增长率徘徊。这种人口变化特征，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也由于新成长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在替代劳动力存量的过程中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不断改善，低抚养比提高了储蓄率，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正是这些因素，才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中国经验可以发现，传统人口红利理论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传统理论只强调抚养比这个单一变量，而事实上，几乎全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变量都与人口因素有关，由此形成的更高潜在增长率就是人口红利；第二，说到资本积累，在传统理论关注的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储蓄率之外，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投资回报率更为重要。中国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储蓄率即资本供给，还在于投资回报率，即能否遏制资本报酬递减现象。那么，如何从人口的角度创造必要条件，来保持资本报酬水平呢？

总体而言，第一次人口红利属于一种后发优势，所以，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旦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种后发优势式微乃至消耗殆尽，经济增长便不再能够依靠那些与不可逆的人口过程相关的源泉，如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而越来越需要依靠那些可塑造、可培育的源泉。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这种新增长源泉中最重要的便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且，这两者又具有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关系。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即生产要素在投入数量既定条件下优化配置带来的效率。既然要素配置的主体是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便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改善。体现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中的人力资本，虽然可以依靠“干中学”得到改进，从根本上来讲则要靠教育的发展获得整体提高。而且，各阶段和各类教育打下的人力资本基础，也决定了“干中学”的效果。(www.xing528.com)

教育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在研究中一般用“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教育发展固然也有其质量的维度，但是，教育质量提高一般以教育数量扩大为前提。在教育质量既定的情况下增加受教育年限，同时表现为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本总规模便越大。反过来的逻辑却未必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教育数量的扩大则难以提高教育质量。这是因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生产部门，是一个具有特殊外部性的领域，质量的提高需要在增量中实现。

质量是一种效率。在一般的生产领域，效率的提高靠的是充分竞争和优胜劣汰，即需要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但是，由于教育领域的“产品”与物质生产领域不同——教育既是增进人力资本的手段，又服务于满足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目的本身，因此，教育发展过程只能“创造”而不能“破坏”，既不能使学校“破产”，更不能让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断。

因此，培养和积累人力资本要求扩大教育规模，通过增加在学时间延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同时实现教育质量的提高。国内外发展经验显示，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向前（高中阶段）和向后（学前教育阶段）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效果。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拓展义务教育时间是提高受教育年限的最有效办法。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可以分步骤推进。分步原则是根据社会回报率大小来决定优先序，因此，应该率先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首先，经验研究表明，教育阶段从低到高具有社会回报率递减的特点，也就是说，儿童早期发展和学前教育，会产生最显著的社会效益，因而也是应该由政府埋单的教育阶段。其次，对于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来说，早期教育具有最明显的效果。最后，政府埋单的学前教育可以从财务上和时间上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使出生孩子数量在政策规定前提下，尽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