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门槛陷阱 高收入俱乐部需谨慎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改革不断为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创造恰当体制环境，从而兑现人口红利的过程。迄今为止，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都是顺应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被提出并得到推动的。

然而，审视当前和展望未来，保持改革、发展和分享的重点、难点、推进方式甚至取向，也应该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虽然这些方面的任务并不注定成为过不去的坎，但是，其难度较之以往的确是大大地增强了。从发展经验来看，这些困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必然性的发展规律。新的发展阶段任务难度的增强及其必然性，分别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随着中国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向生产率驱动。根据一项估算，在中国经济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的1979—2010年期间，在年平均9.9%的实际增长率中，与人口红利相关的变量做出了高达84%的贡献。在这些因素之外，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16%。虽然我们需要接受人口红利消失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并不预期未来仍将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但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贡献水平，关乎中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和之后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个任务之艰巨，必须有更大的改革开放决心和创新力度才能完成。

第二，越是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阶段，推进改革的难度将会越大。一般来说，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激励不足从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中微观激励不足的环节入手，容易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进而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使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在改革不可避免对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情况下，会出现改革激励不足的局面，甚至会遭遇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和干扰。(www.xing528.com)

特别是当改革的成本承担主体与改革收益的获得主体并非完全对应的情况下，推进改革会面临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面对这些难点，应该着眼于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对建立新体制需要的财政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划分，以及对受损当事人做出必要的补偿，特别是对可能受到冲击的劳动者予以社会政策托底。这既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政治决心，也需要发挥妥善处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第三，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以及在更深入的改革过程中，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都会遇到更多成长中的烦恼。在形成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竞争环境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和经营者会陷入实际困境。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这就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领下，把包容性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

克服成长中的烦恼，不能采取止步不前的方式。例如，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竞争加剧会不时对就业产生冲击。如果立足于保护就业岗位，就必然会延伸到对企业的保护，难以让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听任市场自发破坏就业岗位，的确会使一部分劳动者及其家庭处于困难境地。突破这种两难的关键是把保护岗位的做法改变为保护劳动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会保护网。越是社会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退出无虞和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