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探索人口红利背后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问，所以，关于经济现象解释的分歧，固然属于经济学术界的常态，同时也必然在政策含义及至政策实施后果中表现出来。从需求侧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政策结论便是着眼于实施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一旦认识到中国经济减速的主因在于供给侧，便不难推论出，上述做法只能把实际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产生的结果与政策初衷并不一致。相反，由供给侧出发的政策努力则是着眼于提高潜在增长率。

按照增长理论预期和各国发展经验，从赶超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向处在技术前沿上的新古典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增长速度放慢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潜在增长率以何种幅度降低从而实际经济增长以何种速度放慢，在国家之间却大相径庭，因而会导致截然不同的长期后果。对于面临这个阶段变化的中国而言，只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保持合理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中高速实际增长，才能避免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期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

很多研究表明，改革与不改革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例如，切列穆吉姆（AntonCheremukhim）等人的研究，把1978—2012年期间和1966—197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表现，分别作为改革或不改革的参照情形，据此对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做出模拟，表明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更重要的信息是，改革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改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逻辑表明，改革红利终究会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面。

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两个源泉。第一是保持传统增长动力。这不意味着维持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着眼于挖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延长人口红利。第二是启动新的增长动力。这主要在于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两个经济增长源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都需要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予以开发。

首先，提高劳动者在高生产率部门的参与率。由于几乎所有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归根结底都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有关，因此，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显著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不仅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负增长之中，即使考虑到现行的劳动参与率，15—59岁经济活动人口也于2017年以后进入负增长。因此，劳动力总量已经不再具有增长的潜力，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劳动参与率。

其次，提高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简称TFR），均衡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根据中国和国际经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生育政策本身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不过，鉴于中国自1980年起实施了长达35年以“一个孩子”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允许生育二孩的改革可以预期在一定时间里产生提高生育率的效果。(www.xing528.com)

第三，保持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青木昌彦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个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在进入后人口转变阶段之前，都需要经历一个由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中国来说，这个阶段转换的时机，就应该是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刘易斯转折点。这样就意味着，就发展阶段而言，中国已经进入需要更加倚仗人力资本获得增长源泉的时代。

第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获得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理论上可以预期，已有的计量分析也发现，尽管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有助于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果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潜在增长率的推动作用，首先会显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随后则会显示经久不衰的特性。

随着日益转向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清除体制性障碍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仍然巨大。

归根结底，短期的需求侧冲击不会改变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具有更加长期和稳定的性质。因此，应对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替代以改革为中心的长期解决办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也只能以变化了的潜在增长率为参照。并且，即便在实施宽松型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也要防止投资不当造成过度负债和降低生产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