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转型的标志性节点

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固然应该关注可能产生的需求冲击，但是，针对当前所发生的情况来说，总体而言应该放弃从“三驾马车”分析框架中寻找答案的做法。相反，应该从生产函数入手进行分析。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这种分析需要充分考虑人口红利及其消失的因素和作为经济增长变量变化的具体表现。

具体来说，我们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从而随后就进入负增长）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基准，2010年中国的发展阶段，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1990—1995年、韩国的2010—2015年，以及新加坡的2015—2020年。如果把人口抚养比（14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率）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显著上升的时间点，也远远迟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

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于1970年左右已经降到了最低点，但是，抚养比真正开始显著上升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到达谷底的时间也大大早于中国，也在低点上稳定了较长时间，因此，这两个国家抚养比的上升，在时间上大体与中国和泰国相同。与日本等东亚发达国家的这种比较，充分揭示了中国未富先老特征。

在人口转变阶段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或者说作为前者的结果，经济现实中也表现出相应的转折征象。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在这个阶段上经历了两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从而把人口转变过程的变化，转化成为对应的经济发展阶段变化。

首先，一旦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劳动力供给能力所及，则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再具有突出特性，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进入后期阶段。因此，我们把这个转折点称作刘易斯转折点。根据发展经济学文献和经济发展经验，这个转折点并不需要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估算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验证，而只需观察是否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成为常态。据此，2004年可以作为这个转折点的代表性年份。

其次，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转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从下降转为上升，人口转变过程到达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跳跃。也就是说，所有与人口特征相关而有助于高速增长的变量，从此具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导致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我们把这个变化称为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发生于2010年。

随着中国经济跨过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以及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之后，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再具有显著的作用，潜在增长率因此下降，超常规增长速度也不再能够维系了。

我们根据经济理论能够预期到的，以及迄今已经观察到的一系列因素，已经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是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支撑能力；二是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三是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减慢；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致使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滑。中国经济进入到以增长速度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速为特征的新常态。(www.xing528.com)

我们的估计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渐下降，直至在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后即2050年前后，届时将会回归到萨默斯所谓的“均值”。迄今为止，实际增长减速的轨迹、节奏和趋势已经印证了这个预测。这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紧迫的要求，而应对挑战需要建立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基础上。

许多人相信，人口是个慢变量，而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却是短期内发生的，由此认为用人口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减速是不合逻辑的。譬如说，人们会争辩道，就算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这个人口群体的总规模仍然巨大；而人口抚养比即便处在上升的态势，也会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较低的水平。类似这样的疑问以及背后的思维逻辑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人们对于人口红利作用机制缺乏透彻的理解。

说到人口红利，不应该将其看作是一个人口学概念，而需要将其放在长期经济增长的框架中，作为经济学概念进行讨论。经济增长是指GDP每年增量与总量的关系，是总经济规模的一个即期变率。虽然特定年份的人口总量变率未必直接改变经济增长率，但是，人口转变阶段导致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趋势，标志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会改变潜在增长率。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之前一直是下降的，到达谷底之后则迅速提高，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也类似，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前是迅速增长，之后则进入负增长。这种人口结构方向性的变化或正负符号之间的转换，根本改变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供给能力、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难度。

退一步说，经济史上屡见不鲜的案例表明，长期趋势的必然性往往不是缓慢表现出来的，而总是在某种特殊的短期诱因作用下一下子显现出来，而这个短期诱因的形成，常常与未能对长期必然性做出正确判断有关。

例如，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也开始缓慢减速。然而，正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几乎一致认为减速是需求侧因素所致，因而将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刺激性。特别是到了80年代，政府采取了五花八门的刺激政策，从各个领域催生出经济泡沫，直至泡沫破灭导致陡峭的经济跌落及长期的增长停滞。

相反，新加坡在其人口红利消失的迹象初现时，就有意无意地从供给侧施策，意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例如，放松对雇用外籍劳工的管制以延缓人口红利，并赢得了时间，使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努力取得成效，从而稳定了增长速度，避免了剧烈的减速，最终也赢得了新的增长源泉，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