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十四五时期大幅提高再分配力度？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跨过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人均GDP达到12235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一些成长中的烦恼，值得吸取教训，从政策层面上未雨绸缪予以应对。特别是，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阶段上经济增长趋于减速。这固然是符合发展阶段变化规律的现象，但是，由于应对减速的政策办法及其效果不同，相应形成国家之间在经济增长表现上明显分化。

在增长减速因而做大蛋糕效应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分好蛋糕更为重要。应对不当的话，便会形成收入和财富向少数群体集中的趋势，造成收入差距扩大。从世界范围看，中等收入乃至少数刚刚跨过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大多集中在基尼系数超过0.4的收入不均等区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变坏，会降低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弱化社会凝聚力，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表现。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不均等之间常常存在着相伴相随的关系。

从跨国数据来看，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为0.404，中等收入国家为0.393（其中人均GDP在6000—10000美元之间的国家为0.415），高收入国家为0.321。从中低收入阶段较大的收入差距到高收入阶段较为合理的收入分配状况，并不是像库兹涅茨曲线暗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应该归功于更大力度的再分配政策。

例如，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来看，剔除其中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智利和墨西哥后，基尼系数的平均水平为0.306。然而，这个较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果，其实是在0.473的初次分配基础上，经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而得到的，这两种再分配手段对基尼系数改善的作用高达35.3%。

就我国来说，这个时期必然遭遇的成长中的烦恼，既有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相似之处，也有诸多与国情相关的特殊之处。这些因素都构成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政府需要加大实施再分配政策力度的理由。

首先，培育增长新动能需要借助创造性破坏机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特定的人口转变期是重合的，借助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迅速、高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以及劳动力重新配置带来生产率提高，我国经济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期的人口机会窗口，实现了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提高，支撑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减弱。

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应该并且也能够成为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动能。然而，新的增长源泉的获得并非唾手可得。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导致发展的后发优势减弱，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导致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相应减慢。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源泉，在于企业间的优胜劣汰，即让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并生存，让无效率的企业退出或者消亡。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意味着，僵尸企业必须处置，传统产能需要淘汰，甚至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也应该更新。但是，并不意味着“破坏”一切，劳动者和居民的基本生活必须始终受到保护。因此，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再分配政策力度需进一步加强，社会政策托底是形成创造性破坏环境的前提。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用于保障民生的公共支出越多，劳动生产率提高效果越显著。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递减。在通过改革开放劳动力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过程中，城乡居民先是从非农就业机会扩大中增加收入，分享了高速增长的成果；随后，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非熟练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又受益于工资的上涨，得以在一段时间里收入增长更快，在2008年左右逆转了基尼系数等收入分配指标恶化的势头。可以说，在此前的发展阶段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分享性，在较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功能。(www.xing528.com)

随着情况的变化，劳动力市场机制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必然趋于减弱。一是农村可供转移的劳动力已经显著减少，就业扩大的分配效应减弱。从2014年开始，农村16—19岁这个年龄组人口（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已经进入负增长，相应导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的减少，降低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速。二是虽然由于人口变化，劳动力供给减少是一个长期趋势，但是，企业技术进步并推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进程也逐渐加快，以提高工资吸引员工来应对招工难和用工荒，也不再是一种常态手段。与此同时，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空前强烈，须以再分配政策填补市场机制的功能缺口。

再次，保持和促进社会性（纵向）流动需付出更大努力。在收获人口红利的高速增长时期，教育发展和就业扩大促进了居民的横向和纵向流动。得益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高校扩招、城乡教育均等化水平提高，以及制造业扩张和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力对非农产业的参与率得到大幅度提高，为社会性流动创造了较大空间。特别是，通过打破传统体制的樊篱，居民在劳动力横向流动的基础上，也实现了职业、收入和社会身份意义上的社会纵向流动。

例如，在2000—2010年期间，25—29岁年龄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5.9%，相应地，他们在工作中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机会增加了50.1%；30—35岁年龄组人口的这两个比例提高幅度，分别为15.2%和70.0%。这种基于劳动者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以及工作岗位升级之间匹配关系的社会性流动，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一部分人群的职业、收入和社会身份改善，并不减少其他群体的机会。

作为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我国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改善和外出农民工增加速度都减缓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也于2006年开始下降。这些变化相应改变了社会性流动的性质，使其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一些群体沿着社会性阶梯的向上流动，可能伴随着另一些群体的下滑，以往的同向流动可能会变成双向流动。这同时产生一个社会流动的“合成悖论”：每个家庭都力争上游，处于更高职业位置的群体力图保持既有格局，而处于较低职业位置的群体希望打破现状，但总体上社会流动性可能没有显著提高。

这种零和博弈性质潜在地制造出社会不和谐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政府需要介入其中，除了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促进社会性流动，还应设计更多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政策，以加强对脆弱群体的托底。

最后，创新创业的成果分享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后发优势，即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的扩大以及外资企业的进入，引进、借鉴和学习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实现了创新和创业从而较快地技术赶超。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也需要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回应发展新阶段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应运而生，成为迎接新技术革命的领头羊，帮助我国不断走近世界科技前沿。

在新的科技革命条件下，报酬递增导致垄断的规律没有发生变化，相反，具有更突出的报酬递增性质的新技术革命，必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垄断倾向，带来不利于发展成果分享的倾向。（1）垄断必然产生强化资本收益、抑制劳动收益的结果。（2）对于迅猛发展的大型科技企业，普惠效应并不能由其本性中自然而然产生。（3）企业不受限制的集中不可避免会侵害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企业缺乏财务纪律的后果则由公共投资者承担。最后，垄断经营阻碍竞争者进入，减少全社会的创业活动和就业创造。

实现技术变革和成果分享，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两个缺一不可的目标。克服两者之间的冲突，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需要政府在再分配方面更好发挥作用，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在理论上突破两者之间处于非此即彼关系的认识误区，在政策中破除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取舍悖论”。也就是说，在保持充分竞争性的同时，政府最大限度减小技术进步和企业扩大对普通劳动者的不利影响，特别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确保民生不因就业和收入的冲击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