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箱中应包括关注民生的社会政策

在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从而不确定性增多、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实施社会政策托底，既是面对外部冲击时确保民生稳定的必需之举，也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履行的安全网职能，应该与宏观经济政策配套实施。此外，通过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不仅是解决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之举，还可以稳定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抵销净出口需求的冲击和投资需求的疲软。

这项政策的实施也可以直接具有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应。例如，在遭遇经济周期性冲击的情况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险项目的充分覆盖以及保障足额发放，有助于保障普通劳动者群体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生计，因而也就有利于稳定居民消费从而稳定总体有效需求。

自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2008—2017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比重显著降低，从7.6%降低到1.7%，预期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提高潜力；资本形成比重比较稳定，从43.2%提高到44.6%，从增长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要求来看，这个部分未来至少不应该有进一步的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占比从49.2%提高到53.6%，其中政府消费从13.2%提高到14.6%，城镇居民消费从27.0%提高到30.6%，农村居民消费从9.0%下降到8.6%。

根据国际经验，中国最终消费在GDP中的贡献比重仍有很大的提升余地，除了社会政策兜底可以以政府消费的形式较快转化为需求的适度扩大，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外，由于社会政策改革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改善导致的居民消费，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长期可靠的需求因素。(www.xing528.com)

在中国当前提高消费需求，有两个特别的人口群体最值得关注，也具有最大的潜力。一是农民工群体。2017年全国有2.87亿农民工，其中1.72亿为离开了本乡镇的外出农民工，另一部分即1.15亿为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无论他们是离开了农村还是离开了农业，都意味着成为工资收入者，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显著提高。然而，由于户籍身份妨碍他们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城市落户的预期，抑制了他们的实际消费。

研究表明，一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获得城市户籍身份，即便其他条件不变，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可以提高27%。另一个群体是老龄人口。2017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4亿，占全部人口比重17.3%。中国“未富先老”特征的一个表现就是：人口的收入水平随年龄增长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曲线，即劳动收入从接近20岁才开始有，随后迅速提高并于25—45岁期间达到并稳定在高水平上，以后则逐渐下降，到60岁以后便消失。相应地，消费水平也在30—40岁之间形成峰值，随后便缓慢降低。所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突破口在于稳定他们的劳动收入，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