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儿的优势变化分析

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某个或某些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从而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会因该国资源禀赋从而比较优势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当一个国家完成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就不再具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供应链的位置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由于资源禀赋的变化是逐渐发生的，供应链的变化也可以是渐进的，足以让参与各方来得及做必要的反应，使整个供应链从容进行吐故纳新。

但是，也存在一种现象，即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变化具有早产的性质，因而过早过急地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这样，这种因素就形成对供应链的一种现实干扰。被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过早过快弱化，就造成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情况，里德和弗里德曼没有讲到过，或许也没有见到过。

当我们说一个经济体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时，其实在表达两种现象：一是农业这个剩余劳动力蓄水池仍然积淀着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二是人口变化动态仍然不断向这个蓄水池注入新成长劳动力。中国在2004年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就是同时处在这样的阶段——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具有丰富的劳动力，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人口红利被转化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但是，2004年以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迅速上涨，致使制造业比较优势迅速被削弱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力真的被消化殆尽。实际上，在这个转折点的形成中，人口因素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表现为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与此同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束缚而并没有彻底转移。直到2018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7%，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2.9%，中国所属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9%。(www.xing528.com)

在仍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遭遇到非农产业劳动力短缺和工资过快上涨，就会导致早产的比较优势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遵循一个倒“U”字形变化轨迹，通常会首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达一定发展阶段，该比重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在1996年便在36.8%的水平上达到了峰值，不过，在随后的十年中并没有明显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在2006年之后，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该比重才从36.2%的水平上一路下降。2017年制造业比重已经降到了29.3%。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并非瓜熟蒂落的结果，而是早产的比较优势变化的反映。195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在26.8%水平上开始下降，按照2010年不变价，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16443美元，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已经降到7%。日本的制造业比重在1970年从34.1%的水平开始下降，人均GDP达到18700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9%。可见，这两个国家在制造业比重下降转折点上，都属于世界银行分组中的高收入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只有3069美元，尚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农业劳动力比重更高达43%。这种早熟型的“去制造业化”，使中国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失去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因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仅高于农业，而且高于服务业），为制造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设置了太紧的时间表。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供应链是在相对长期的时间里形成的，是参与各方制造能力和连接程度的综合结果，“巨婴的早熟”不可避免为全球供应链施加调整不及的压力。一组数字可以印证这些可能的效应。随着制造业比重下降，表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前向中间品和后向中间品的出口比重，分别从2008年的11.6%和12.5%下降到2015年的8.5%和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