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化,以往从未有过。
首先,贸易不再是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割裂下的发达国家内部贸易,而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例如,高收入国家出口以中低收入国家为对象的比重,从1990年的12.9%提高到2017年的29.1%,进口则从14.8%提高到34.2%。
其次,经济趋同现象第一次发生。1990—2017年期间,从各收入组别的平均水平来看,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实际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结果是中低收入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2.0%提高到35.3%。中国在中低收入国家GDP总量的占比,则从9.9%提高到36.0%。全球经济趋同也创造出全球减贫的显著成绩。
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也从全球化获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使资本所有者,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者到华尔街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而且坚信所谓的“涓流经济学”,资本所有者在政策决策中具有很高的谈判地位,低收入者和中产阶级未能充分分享全球化的收益。(www.xing528.com)
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对此难辞其咎。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以及美国社会的舆论对此看得很清楚。社会政策在再分配程度上的差异,把美国与瑞典截然区别开来:最富裕20%人群拥有全社会财富的比例,瑞典是33%,而美国高达84%。
嫁祸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无非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缺乏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要么是转移矛盾,不惜以伤害全球经济和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为自己增加选票。不管怎样,这种做法从思想方法上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也好,对自己的选民也好,有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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