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中国特色，探究一般规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发生密切的联系，而是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探索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和“走出去”，也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然而，中国从改革伊始，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谓共识，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改革、发展和分享理念。

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不具备一般意义。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逻辑，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必要发展条件的智慧。由于挖掘必要条件努力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相关，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是实现增长的充分条件。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手段，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保证农业中生产要素不致流失，特别是把劳动力严格限制在农业活动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也应运而生。这一制度“三驾马车”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动激励不足。在改革前夜，这种体制弊端达到了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变革，都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欢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创造了思想基础和政治环境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顺应这一制度需求的变革。劳动努力程度与产量及收入直接挂钩，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内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全面增加了农产品供给。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构调整过程。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使用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长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显性化。这时，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来，即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农民遵循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www.xing528.com)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实际劳均GDP）提高了17倍，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做出了高达44.9%的贡献。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始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转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40年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4%的增长速度。一方面，中国这个成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趋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自身特色，又符合一般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