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率的引导结构演进

从各国经验看，国家工业化并不是遵循一个直线式的轨迹推进，而是按照一个不规则的倒“U”字形曲线变化。例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会首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达一定发展阶段后，该比重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在1996年便在36.8%的水平上达到了峰值，不过，在随后的十年中并没有明显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在2006年之后，该比重才从36.2%的水平上一路下降。

制造业比重的下降现象，既可能是在较高工业化阶段上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可能是条件尚未成熟时的过早“去工业化”。许多曾经取得制造业发展重要地位的国家，已经经历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程，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我们可以从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条件成熟度，即以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收入组别作为发展阶段特征，以农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特征，以及制造业比重下降后的结果来观察。

第一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可谓水到渠成。在制造业比重由升到降的转折点上，人均GDP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农业占GDP比重降到很低的水平；在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反而加快提升，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迄今仍然保持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分别于1953年和1970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的美国和日本，便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不成熟的性质。在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时点上，以人均GDP衡量仍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农业比重偏高；并且在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升级并不成功，国际竞争力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以人均GDP标准来判断，许多此类国家迄今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于1974年开始制造业比重下降过程的阿根廷和巴西，即为这方面的典型。(www.xing528.com)

由此可以归纳几点经验和教训。首先，人均GDP作为一个标志性指标，揭示出在一定发展阶段上，高速工业化的源泉逐渐式微，在转向以创新和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阶段时，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必然性。其次，农业比重下降到较低水平时，意味着不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同时第三产业也处于较高端，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第三，制造业比重下降，绝不意味着该产业的重要性便降低了，相反，新的工业化阶段是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阶梯的关键时期。

比照国际经验，中国制造业比重的下降来得过早。在1996年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高点时，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335美元，刚刚跨过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门槛；2006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也只有3069美元，仍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两个年份上，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高达20.4%和11.7%。

2017年中国在人均GDP达到7329美元时，制造业比重降到了29.3%，农业比重为7.6%。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指标来看，类似于阿根廷和巴西在1974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水平。这就是说，即便考虑到中国的制造业比重过高，需要一定程度的调整，目前达到的水平仍然应该作为一个警戒线，需要遏止继续下降的趋势。防止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一方面是为了给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高端升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是为了集中创新核心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产业更高端获得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给出充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