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膨胀病的治理策略与实践

在资源配置越来越趋向于行政中心偏向和大城市偏向的状态下，以及集聚经济和市场力量相互强化所形成的一种极化效应之下，近年来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出现了人口迅速膨胀，用地规模急剧扩张，城市空间过度蔓延，建成区“越摊越大”。

在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急剧膨胀之下，造成了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污染、贫困加剧等问题，这就进一步致使大城市膨胀病凸显。据测算，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达2.42万人／平方千米，北京达2.34万人／平方千米，均高于巴黎、东京和纽约中心城区的密度。

交通拥堵已成为各大城市的弊病，在一些特大城市中交通拥堵现象更加严重，有的城市中心地区高峰时段交通几乎接近瘫痪状态。交通拥堵导致大城市居民上下班通勤时间大幅增加。

据相关调查，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成都等城市上下班平均通勤（往返）时间已经超过1小时，其中北京高达1.32小时，上海达1.17小时，天津达1.15小时。

城市规模过大，或者扩张过快，超越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是大城市膨胀病的一个主要问题。这种综合承载能力主要包括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公共设施承载能力和产业支撑或者人口吸纳能力。

目前，中国一些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普遍面临资源环境和公共设施承载能力不足的限制，有的已经逼近其承载能力的极限，甚至超过了承载能力。有关研究表明，北京市水资源承载能力在1800万人以内，目前的人口规模基本处于超载、不可持续状态。深圳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均大大超过水环境容量，近年来出现了人口、土地、资源、环境四个“难以为继”。

于是针对大城市日益凸显的膨胀病，必须及时进行多管齐下的有效综合性治理，具体如下。

（一）对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予以严格控制

对于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要区分不同情况，实行具有差别化的人口规模调控。目前，中国100万～200万人的特大城市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200万～400万人的特大城市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日益有限，一些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已经处于超载状态，而且过大的规模增加了其外部效应。因此，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应把重点放在4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www.xing528.com)

除了采取积分制等限制落户外，关键是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导向，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准入标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逐步引导这些城市向高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依靠转型升级和产业优化对其人口大规模集聚的压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减轻。

（二）增强对大城市病的治理能力

针对一些重点污染，如空气、水、垃圾等问题，应该切实制订实施专项行动计划，建立一种完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监测、预警和考核制度以及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对大城市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实行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采取牌照拍卖、车辆限行、设计单行道、提高停车费、征收拥挤费、设立公交专线、整治交通秩序等措施，加大汽车拥有成本和使用成本，适当控制和减少汽车出行量，优化交通流向和布局，提高疏导通行能力，从而缓解乃至根除大城市交通拥挤状况。

此外，按照生态宜居的原则，应该适度地加强对大城市老城区的生态化改造，进一步加大对城中村和边缘区的治理力度，积极推进老工业区、老企业的搬迁改造和老旧住宅区整治改造，从根本上对于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难题进行一个实质性的破解。

（三）提高特大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对于所存在的公共设施容量不足的状况，应该增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特别是，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快建设大容量快速轨道交通体系、快速公交（BRT）体系和城际快速轨道交通体系，构建便捷、安全、经济、舒适、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鼓励公交出行和绿色出行，设置错时上班制度，大力推进公交都市建设。

对于城区人口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未来都应该规划建设轨道交通，依靠轨道交通来缓解交通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巴黎和伦敦轨道交通承载着全市65%的客流量，纽约为61%，东京则为86%。

此外，对于一些严重缺水的特大城市，在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还可以适当地通过跨区域调水、海水淡化等工程措施来提高其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