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日益增多,有的成为拥有生产资本并雇佣他人的企业主,有的成为自我雇佣的个体户,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成为给别人工作的被雇佣劳动者。
在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工职业划分为10种不同类别:自谋职业、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工程师及高级技术人员、服务行业人员、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主妇或失业者和其他职业。
大约高级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及管理人员占据调查总人数10%的比例,这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已经成为专业的精英人才,社会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
大约办公室的白领占据20%的比例,这类农民工基本实现了“去农化”特征,他们的职业已经发生转变,体力劳动已经转变为脑力劳动。
但是大约50%的农民工还属于非技术工人,仍然就业于传统产业。其中靠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大约占到2/3,1/3的产业工人为熟练工人。
上述农民工的就业分化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拥有资本的数量等因素,在同等制度环境下,年龄、性别也是造成人力资本差异的重要原因。除了农民工自身主体拥有的自制因素之外,外界制度的约束也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农民工的分化。
我们可以用农民工职业获得的多元logistics回归模型,直观分析结果。
模型的分析结果见表7-1。
表7-1 农民工职业获得的多元logistics回归模型
注:括号内为t值;***p<0.001,**p<0.01,*p<0.05(www.xing528.com)
非技术产业工人是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分析结果发现,对该职业最显著的影响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党员身份以及社会资本等。
从性别角度分析,女性农民工比男性农民工的数量要少很多,因为我国的历史因素以及男女先天的身体因素,男性更容易从事纯体力劳动。从年龄结果看,年龄越大非技术工人占比越高,这是因为年轻的农民工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比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接受教育程度高,所以技术含量提升,非技术工人数量减少。有研究证明,非技术工人与受教育年限呈负相关,边际发生倾向为负值,大约为-12.1%。政治资源也是影响农民分化的一项重要因素。党员从事非技术产业工人的比例远低于非党员,差额达到67.7%。最后,在调研中还发现非技术产业工人寻找工作的渠道单一,大部分没有通过正规的劳动市场,而是通过亲戚邻居介绍的途径。
技术工人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技术工人又分为一般技术工人和熟练技术工人。熟练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之间的最主要区别是从事该行业的年限不同,边际发生率为6.7%。技术工人中男女比例差距也较大,女性比男性要少52.1%。
在调查中,还发现专业技术水平的级别对职业分化的影响巨大,专业技术水平每增加一级,成为技术工人的概率就增加53.4%。并且一般技术工人工作的获取途径大部分是亲戚朋友介绍的社会关系。
高级技术人员或工程师所需的专业性更强,该阶层的农民工在实质上已经脱离农民工阶层。本职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接受文化程度,而文化程度又与专业技术紧密相连,受教育年限与技术精英的发生边际倾向为37.3%。技术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边际倾向为50%。
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去体力化特征明显。各因素中性别差别较大,女性农民工的发生率比男性要高51.0%,接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性也较大,受教育年限与白领发生的边际倾向为44.5%,此外工作年限与办公室白领发生的边际倾向为6.4%。
管理精英与文化程度相关系数尤为显著,受教育年限与管理精英发生的边际倾向32.5%,进城工作的年限与是否成为管理精英关系较为密切,二者的边际发生率为13.8%。
私营企业主的比例数也在逐年增加,私营企业主的影响因素中进城年限较为显著,其他因素相关性较差。据调研,这部分农民工大都有商业思维,并且在农村已有工商业就业经验。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分化,职业区别大部分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身体因素、个体差异,具体表现为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技术水平差异。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已经脱离体力劳动,与市民从事无差异岗位,新时期的农民工要根据其不同的从事职业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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