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城乡关系演变（1840-1949年）

（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下城乡关系演进的过程

1.第一阶段（1840—1911年）：外力冲击为主的城乡加速分离过程

（1）部分开埠城市成为商业和工业城市

在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压力下，面对战争的连年失利，中国被迫开放一批沿海城市用于通商，这些城市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率先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贸易的发展，也相应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变革，工业化渐渐在开放性城市中实施，并带动其他城市的工业化以及商业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逐渐走向以工业和商业为主的近代化道路。

（2）开埠城市周边农村卷入市场经济

随着开埠城市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周边农村也遇到了挑战和机遇，农民进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慢慢走向衰败，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城乡之间成为市场经济运行中互相连接的一部分。

（3）城市对农村的经济支配地位逐渐形成

城市与农村联系的深度与广度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有了一定的扩展，大城市逐渐成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各种要素集中区，城市生产中心和流通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借助于新式工业、交通运输业、贸易业将其影响辐射到腹地农村。

2.第二阶段（1911—1949年）：内外冲击结合导致城乡关系对立统一发展

1911年，清政府遭到彻底的推翻，中国开始进入民国时代。但是即便如此，并没有对中国城乡关系瓦解的趋势起到好的扭转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的战乱持续了近40年的时间，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中国城乡经济为此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受到双重掠夺与剥削：除了受到来自外国资本的掠夺与剥削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僚资本、民办资本，甚至民族资本的掠夺与剥削。

大量资本都将重点集中放在城市，农村为城市提供原料、劳动力，是城市发展的源泉，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最大销售市场，因此在这种投资极度偏激的情况下，城乡关系与矛盾也突出表现出来。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表现为都市的表面繁荣，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衰败，因此有经济学家这样评论近代的城乡关系：“近代式的若干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

但近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得到了加强。因为对外贸易的扩张，加大了对商品的需求，刺激了投资，增加了较多的就业岗位，又加上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的社会分工，因此城乡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化，人口流动更加频繁。

（二）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下城乡关系演进的原因

1.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农村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导致城乡融合

封建社会追求高度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制度，杂糅着儒、佛、道的中国文化，封建宗法制度维系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都使得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自然经济难以瓦解。

但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即明中期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持续深化，全国性的商业贸易网络逐渐形成，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棉纺织、缫丝、金属冶炼等产业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工场式生产组织方式，中国市场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说资本主义萌芽）。(www.xing528.com)

由此，中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促进城乡融合的因素出现。虽然受到外部巨大冲击，但这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力量一直作用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下的整个过程之中。如果这种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持续作用下去，中国会自然进入市场经济形态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中国的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也就会像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过程那样，出现一个分离、加速分离再逐步融合的过程，但是外部冲击阻挠了这一自然而然的城乡关系演变进程。

2.资本主义列强严重冲击中国城乡关系正常进程

（1）西方国家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中国城乡分离加速

在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正式对内河航运、口岸设厂、铁路修筑、收购权、开矿权在税收控制和贷款优先等一些权利进行了相关的控制。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列强的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到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使得中国几千年来城乡差别甚小的状况开始出现大幅度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城乡之间的分离。

（2）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的城乡关系造成冲击

中国的农产品原本能够以人口红利优势去占据世界市场一席之地，而在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之后，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尤其是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种情况更为严重：1895年，中国茶叶出口尚有186万担有余；但是到了1920年就下降到了31万担。再以日本和中国生丝出口为例，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生丝占世界份额的41.3%，但是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比重便下降到35%；而日本的份额则从7.2%上升到19.7%。

表3-8　中印红茶在英国市场上所占比重变化[9]

注：以中印红茶在英国销量总数为100%。

3.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资本的崛起加速了中国城乡分离

在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工业文明和资本的侵入、冲击和示范下，国内一批官僚、绅士和富商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利用相应的资金，相继在城市，特别是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创办了一系列涉及工矿、交通运输、金融和商业等多个领域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表3-9）。

表3-9　19世纪末部分民族近代企业概况[10]

具体说来，这些企业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官办企业，第二类则是洋务运动衰落后所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近代经济部门（包括所有内外资企业）占全国GDP的比重已由1890年的0.9%上升至1933年的5.3%。

在那个年代，各类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都积极学习，并全力引进西方的新式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生产各类商品，提供各式服务。

同时，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资本的崛起也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城市中，商品经济文化逐渐渗透，小市民文化受到冲击；而在广大农村，自然经济文化受到的冲击极小，小农文化根深蒂固。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使得城乡分离趋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