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制经济形态下城乡关系演进的过程
1.秦汉时期城市初步发展与城乡分离加剧
（1）秦汉时期城市初步发展
在先秦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展，国家随着郡县制的施行，改建了许多城市，城乡关系在奴隶制下继续分离。秦统一后，将原来六国城市按规模等级改设为新的郡县，在五岭以外的南越地区，改设了桂林、南海、象三个郡县；在阴山以北，靠近匈奴的区域，设置了九原郡，主要作为与匈奴商业来往的地区。秦朝共设48个郡、1000多个县。汉朝时中国疆域扩大，城市数量继续上升，郡级城市增长了一倍，多达103座，县级城市达到1587座，增长了近50%。
（2）秦汉时期农业逐步发展
首先，生产工具进步、牛耕的推广使用、铁犁牛耕技术的改进、耕田和整地保墒技术的提高带来了耕作水平的提高；其次，栽培技术不断改进；再次，治理黄河、新建水利工程、修复旧有水利工程代表着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发展；最后，粮食品种及产量不断增加。
2.隋唐时期多种因素促进城乡融合
（1）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了城乡融合
唐代是农业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及进行广泛使用的一个时代，铁制的铲、锄、镰等农业工具基本已经普及全国各地区，原有的直辕犁使用比较费劲，后期曲辕犁的出现节省了大量人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解放农业劳动力。唐代农田水利事业很发达，据统计，全国水利灌溉工程达264处，所兴修的水利工程大约有320万顷。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城乡关系的发展。
（2）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具体来说，均田制的瓦解、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促进了城乡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商业资本的积累速度，大规模土地发展很快，均田制逐步消亡，出现了土地庄园制，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庄园制的发展有利于规模经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在不同层面有利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两税法逐渐推行，让货币成为交换的主体媒介，也就意味着唐代货币经济已经较为成熟，而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商品货币关系的改进，因此两税法的实行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3）城市贸易与农村草市互为补充的全国性市场逐渐形成
一方面，隋唐时期，随着中国的统一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业再次繁荣起来：长安与洛阳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又是最为繁盛的国际性商业都会；一些新兴商业都市伴随着运河、漕渠的疏浚以及商业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出现，如运河上的汴州，运河、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楚州；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沿海城市广州、杭州、明州、泉州以及长江流域的荆州和益州等也逐渐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为了能够适应分散于各地的小商品生产者的要求，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的商品交换问题，降低农村因过于分散所带来的交通不便困难，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相继地出现了草市贸易，这就进一步成为城市贸易的很好补充，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
3.宋元时期以商品交换和流动为纽带的城乡共同发展
宋元时期中国城乡关系呈现以下一些新趋势。
（1）中国南方的城乡融合水平大大提高
宋元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就已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至南方。在公元8世纪时，中国3／4的人口居住在北方，北方的主要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中国3／4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地区，主要农作物为水稻。
这种变化的重要诱因之一是随着水利技术的进步和对早熟作物品种的开发种植（尤其是占城稻的引进），中国南方由一片沼泽遍布的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变为一片可以进行大规模水稻种植的理想区域，以粗放为特征的旱地农业转化成了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水稻农业。
这样，中国南方就依赖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养活了大量人口，众多人口的聚集又带来了手工业的发展，桑蚕种植和缫丝业的发展，棉纺织加工业的发展，而手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由此南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扩张和新城建设。于是，中国南方出现了程度相当高的城乡融合态势。
自战国到宋朝的1000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南宋时达到了22%，而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城市化水平的峰值，甚至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7年的城市化水平（表3-6）。
宋朝不但拥有汴京和杭州两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同时由于产业集聚的效应以及地域特点，很多大规模生产的商品集中在其他城市，并且区域性分工的发展也带来了全国工商业城市数量的增加，当时已经形成了长江下游的浙江、福建沿海的许多繁华城市，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泉州等都是闻名中外的贸易城市和活跃的国际港口。
表3-6 中国历代城市化水平
（3）农业商业化由部分区域向全国扩展
在宋朝之前，中国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解体与商业化农业的发展都仅限于城市及某些农作物的产区。而到了宋朝，农业商业化的发展则是全国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商业化农业。
①大量农作物和农业加工品商业化程度大大提高
宋代时新作物逐渐推广，稻米的变种被培植出来，江苏的大米闻名全国，输出到北方城市和南方及东南沿海省份；干姜、蘑菇、西瓜和荔枝都逐渐变为大规模生产，福建是荔枝的生产航母基地，不仅在国内市场独占鳌头，还出口到国外市场，由于其茶叶质量较好，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日常消费品，因此产量也大幅度提升；蓝靛和茜草这两种染料占据了国内很大的市场份额，该产业已经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日益专业化；木料、油脂等的专业化生产支持了不断增长的造船业、建筑业和水利工程的需要；桑竹作为印刷业、出版业的主要原料，随着印刷业的快速发展，纸张的需求大幅度增加，桑珠的种植也日益扩大规模。
②农业商业化市场不断扩展
许多省及县的治所成为商业中心，农村则发展出很多农贸市场，它们相继成为农村市场的商业中心；虽然市场规模较小，但网络非常发达，这些如蛛网般的网络将各个乡镇和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了全国性的交易市场，这些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长途运输的空前高涨，远途贸易的发展扩张了许多商品的全国市场，更带动了各类批发、零售的发展，也带动了运输与旅游的快速扩张。
明清时期，中国城乡融合达到了新高度：农村商品经济获得了新发展，新兴商业市镇快速发展，发达的手工业带动了城乡进一步融合。
（1）农村商品经济得到了新发展
明清时期，人口激增，人均占有的土地锐减，生产力低下，人地矛盾迫使农户改变原有的农业模式，将传统农作物的种植逐渐转向经济作物栽培方面，并将劳动力投向各类家庭手工业生产，同时伴随着日益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农村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朝时农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合适的制度框架：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农民转变为拥有生产与经营自主权的自耕农和佃农，自耕农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在地方市场出售他们的农产品。(www.xing528.com)
二是明清时家庭副业成为小农经济的有益补充，副业所需专业化程度较高，所以分工更为明确，投入成本较农业高，因此也会改变原有的家庭生产结构和家庭组织结构，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手工业品的商品化发展，并进一步形成区域分工格局，江南地区也因此快速地成长为全国性纺织品生产基地，形成新的产业结构。
三是明清时大部分手工纺织品不再是家庭内部自给自足，大部分都以交换为目的，因此各农户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2）一批新兴商业市镇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村家庭内部组织分工的调整，带来了整个社会生产结构的改变，农村手工业日益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清时期城市功能的变化，促进了其发展。
首先，城镇的数量有了明显增加。江南六府的市镇数在宋代仅有71座，而到清代则增加至479座，其中吴江的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嘉定的罗店镇和南翔镇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其次，市镇规模有了很大扩展。少数市镇的规模与繁荣程度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地区治所，如湖州府所辖的南浔镇规模就超过了府城，故有“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
再次，部分城镇手工业有了明显发展。以苏州城的染踹业为例，康熙年间全城已有踹坊300余户，踹匠万余人，至雍正年间，除去布号自设的染坊外，尚有独立染坊64处，踹坊450家，染工、踹匠总人数均达万人以上。
最后，很多市镇在商业功能上与周边农村相辅相成。它们将商品销售向周边农村，向农村购买原料，为交换提供便捷的场所，市场向工业提供农民所需商品的信息等。
（3）发达的手工业带动了中国城乡进一步融合
到了明清时的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纺织品的商品化，手工业者在市镇出售纺织品，获取货币，再用货币购入生活所需的农产品，这已使得家庭手工业再生产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
在明清时期江南的纺织品销往全国各地，这些交易活动通过牙行进行。农户先将纺织品售予牙行，获取货币。牙行收购纺织品，并集中存货，再销售给外地客商，进而销往全国。而一些外地客商也会将其他商品贩运至牙行销售，本地农户用自己的货币买取外地的产品，由此便形成了完整的商业链条。因此小市镇不但解决了江南农村居民的生计问题，而且还有力地支持了农村手工业的生产与进一步发展。
因此说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江南小城镇的繁荣，而小城镇的发展也为农村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二者相互依赖，互为媒介。
（二）封建制经济形态下城乡关系演进的原因
1.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带动了城乡融合
以宋代为例，在手工业方面，南方较高的土地生产率支撑了稠密的人口，降低了运输成本，增加了农产品中可参加市场交换的比重。这进一步释放了劳动力，使得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手工业中，尤其是棉纺织业当中，促进了轻工业的发展，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
（1）在工业方面，工业部门首次大规模出现便是在宋代，技术进步大力推动了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宋朝金银铜铁的产量不但远远超过唐朝，而且后来的明清两代也无法望其项背（见表3-7）。铁、铜等金属被铸造成犁铧、锄头、镰刀等农业生产工具，钉子、桥梁构件、大车等工业生产工具，茶具、器皿、镜子、雕像及随身饰物等生活用品，以及最为重要的货币。
（2）在生产组织方面，工厂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投入更多的资金，进一步细化劳动分工，全国情况基本一致。有些地区纺织业规模大幅度增长，比如四川一纺织工厂就雇佣工匠500余名，并配备织机154张；苏北的36家冶铁户雇佣了超过3600名专职矿工，有些制铁作坊，雇佣工人则超过了5000名。
表3-7 806—1078年中国的人均铁产量
2.粮食因素和自然灾害是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纽带
（1）粮食生产决定着封建制经济形态下城市发展的边界
土地的稀缺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会左右农产品的剩余，而剩余农产品又约束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规模，如果规模过大，城市发展必然会因缺乏农产品供应而受到限制。
同时，粮食运输成本也会对城市发展规模设定可能性限制，便捷的交通运输设备及道路会使粮食的运输成本降低，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途径和范围，会让城市规模扩大成为可能，反之则会制约城市的规模发展。
以唐代为例，距离京城较近的关中地区，所生产的粮食较少，无法满足都城长安的巨大需求，政府必须从南方调入粮食、布帛。但由于洛阳至长安之间缺乏有效的运输条件和手段，运输不便且成本高昂，从而迫使一些唐代帝王变成了“逐粮天子”，即在关中饥馑时期不得不“屈尊”远赴东都洛阳“就食”。
（2）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封建制经济形态下城乡关系的正常发展
据统计，公元前206年至1936年间，我国历史上有案可查的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达5150次[8]，即平均每半年就有一次，而没有记录的和区域性的自然灾害更是不计其数。
根据《汉书·高帝纪》的相关记载，“二年六月，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旧五代史·晋少帝本纪》记载，“天福八年，州郡二十七蝗……饿死者数十万”。
3.战乱四起和政权更迭严重影响了城乡关系的正常发展
战时敌对各方对城市的长期围困和攻击以及破城后胜利者的大肆屠戮与焚掠，曾对许多城市造成过毁灭性的打击。北魏都城洛阳曾盛极一时，后因迭经战乱，一度竟变为“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墙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农夫野老，艺黍于双阙”的荒城。
晚明时期，军备支出超过中国全年财政支出总额的70%，经常性支出中军事支出所占的比例从未低过50%，一般会达到60%～80%。
万历末年明朝实行定额加派，军费在支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更加突出，16世纪20年代，有的年份军事支出竟然达到太仓银库支出的90%以上。从绝对数额看，明朝后期，每年的军费支出也都超过2000万两白银。
（2）朝代更换和政权中心迁移影响城市的兴衰
唐末军阀朱温在篡位前，抢劫唐昭宗及百官赴洛阳，为充实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哭号，月余不息”。从此，长安这座古代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便一蹶不振，再也难以恢复往昔之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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