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及其重要贡献：重农学派、城乡联系和分工经济概念

（一）重农学派的观点

鲍泰罗是意大利重商主义时期的人口思想家，研究领域很广，涉及宗教、国家、政治、经济和人口问题。当时意大利各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几乎停滞，鲍泰罗为找出瓶颈，从农业生产和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重点研究，最后得出农产品剩余是城市存在的基础的结论。这一结论为后来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

冯·杜能是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的创始人。早期的理论家大多强调城乡关联发展，在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萌芽时期，城乡关系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就已经形成。在经济地理学中，杜能树立了城乡联系研究的一个典范。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杜能系统阐述了围绕农产品消费中心“城市”与农产品生产地“农村”之间的布局关联、围绕城市的农业土地经营种类、经营强度以及应当如何安排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问题。

杜能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假设条件，比如他提出“孤立国”的前提条件是只有一个城市，且该城市位于“孤立国”中央位置，由城市供给农村所需产品等。在这些前提假设下，杜能建立了“孤立国”理论。该理论提出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城市为中心，在生产布局上形成许多有规则的、界限清晰的同心境圈，每个境圈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产品，配有独立的耕种制度。在工业布局方面，杜能认为将工业全集中在大城市并不是最好的，更不能把所有的工厂都集中在首都中心，而应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全境的生产布局，提出要根据产品的性质决定生产圈，交通运输费用较高的产品应规划在城市近郊生产，不易保存的鲜货也宜安排在近郊生产。杜能把生产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看成生产布局的最高原则，既要考虑接近消费地，还必须考虑接近原料产地。区位理论为更合理地配置城市郊区（腹地）的产业、提高土地的利用程度，使之更好地为城市服务，进而为促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基础。[3]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1.亚当·斯密的观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比较详细而系统地对城乡理论进行了阐述和解析，在英国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他总结了城乡发展所遵循的规律，研究了各种外部因素对城乡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城乡所处的地理位置、贸易状况、制度习俗等所产生的影响。《国富论》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4]。这一认识开启了工农业二元经济思想。另外，斯密还切换视角，从社会分工方面研究了城乡方面的相关理论，具体来说，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四点。(www.xing528.com)

第一，城镇出现于分工之后。斯密对古典经济学所做的一大贡献便是创造了分工这一经济学概念。他认为因为分工现象才出现了城市，继而演化出城乡关系这一理论。“没有工匠的帮助，农耕必大感不便，且会时作时辍。”工匠成为农民进行农业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群体，工匠们在某一个区域集聚起来，就逐渐形成了小镇。接下来，小镇规模不断扩大，其他工匠逐渐集聚，零售商人逐渐加入进来。于是，小城市渐渐形成了。[5]斯密认为，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互相交换农作物和制造品的关系。在这一交换市场中，市民和农民之间是平等互利的。

第二，城乡市场之间是平等互利的。斯密认为，城市的性质决定其离不开农村的产品供应，例如必然要与农村互通商品，农村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和原材料，城市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用品，两者互通有无，互相受益。

第三，城市产业的集聚会提高生产效率。斯密认为农业是各产业的基础，强调“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6]。与此同时，他强调都市产业提高了效率，促进了产业聚集，扩大了就业容量，促进了封建领主特权的废除。

第四，城乡关系互动表现为工商业对农村的改良。在斯密看来，城乡的最终协调发展，是市场力量自发推动的结果。城乡的最终协调发展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斯密提出了三种改进措施：一是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大且方便的市场，以促进农村的开发改进；二是都市居民用赚取的财富购买闲置的土地，可以比农民更主动、更投入地进行土地改良；三是工商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居民与其邻人的战争和对上司的依附状态，“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7]。

2.大卫·李嘉图的观点

大卫·李嘉图从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农业部门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的资本积累问题。他认为，要实现财富增加一定要扩大资本积累。他关于农业资本积累的论述对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李嘉图提出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收益稳步增加的工业，所以以农业为生的农村其结局注定是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