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使用过程追踪法，在初步建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寻求诊断性证据，对新加坡新冠肺炎策略的组织学习过程进行解释（Beach D，Pedersen RB，2019）。本文发现了6个双向肯定性证据（double decisive evidence）来支持本文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此案例中没有如文献分析的那样，发现政治要素对于新加坡政府组织学习和新冠肺炎策略选择的影响。本文收集的数据没有显示出新加坡的新冠肺炎抗疫策略被政治化了，被政治利益集团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事实上在整个新冠肺炎抗疫过程中，整个社会基本上对新加坡政府的应对策略没有任何异议的声音，新闻媒体、社交网络，甚至一直比较活跃的几个反对党都没有不同的声音。本文选取新加坡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危机感强、善于学习和治理绩效卓著的特殊案例，展示组织学习过程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环境、文化、结构、过程、信息、认知心理等诸要素在组织学习中都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大规模传染病事件危机应对的去政治化，以科学和循证医学为基础，高度重视专业人士和专业主义的作用，在疾病防控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秩序寻求平衡，信息公开透明，政府与民众的互信非常重要。尽管本文是一个单案例的解释性定性研究，无意进行理论发展和理论检验，但是基于其非常独特的历史、地理、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新加坡政府的组织学习过程和抗疫策略选择可以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在进行组织学习和策略选择时，包括纵向和自己的过去进行比较和学习，也包括横向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学习，都不能盲目照搬和照抄，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尽管如此，新加坡抗疫策略学习过程中突出体现的极大驱动因素，值得我们思考和后续通过多案例研究进行交叉研究。(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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