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危机应对组织学习的关键影响要素

1.地理、历史、政治和经济环境

在所收集到的数据中，不管是政府官方网站宣传资料，还是总理和负责指挥部长讲话以及对政府公务员、新加坡知识精英（大学教授和拥有本科学历以上）和普通民众的访谈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是新加坡独特的地理、历史、地缘政治和经济要素。数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新加坡是一个处在复杂地缘政治下的小国，自然资源极其匮乏，新加坡没有大国发展的腹地，周边国家历史上都不友好，新加坡必须自力更生才能生存。新加坡能生存下去的原因就是高效廉洁政府的实用主义和灵活的政策。新加坡的经济高度依赖外向型，新加坡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因此，新加坡不可能采用中国那样以预防为主的隔离手段。新加坡官方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资料以及知识精英群体、公众社交媒体的观点和访谈显示，新加坡政府和民众都在对前两次传染病应对策略进行了反思。新加坡政府、知识精英和民众的普遍共识是2003年的SARS，重创新加坡经济。回头来看，当时采取的举措是因为那是一个未知的病毒，没有人有经验和准备，新加坡也没有一个公共卫生应急预防和响应的预案。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爆发预警两周后，新加坡卫生部才建立起了领导小组，并且领导和控制结构没有做到最优化。第一起确诊病例公布五周后，一个全国性的控制系统才建立起来。管理手段、预防措施和医疗手段准备都不足。所有的医疗救治系统都高度集中在一家医院。对于前线医护工作者而言，医疗防护设备短缺。经过SARS和H1N1疫情，新加坡政府有了一个全国性的DORSCON系统，来指导对疫情的判断和疫情应对。一个有多个部门组成的合作防疫高级别行动小组在第一起疑似病例出现就已经组建了。国家发展部部长和卫生部两大精英部长领衔的高级行动小组建立职责清晰、管理科学的组织架构和行动体系。新加坡已经有足够经验和必要的危机应急流程来应对危机。新加坡已经有完善的医疗应急体系也成立了国家传染病中心。各项应急预案已经准备就绪。所有医院和诊所都有实力对抗病毒蔓延。国家有充足的医疗设施和口罩供应给医务工作者。

2009年，H1N1病毒全球大爆发。吸取SARS的教训，新加坡政府在2009年4月28日本地还没出现传染案例就将预警系统提升到了橙色，12天之后将级别降低到黄色。在处理H1N1疫情的问题上，新加坡的共识是政府反应过度了，在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过早进入橙色紧急状态，对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带来了打击。在充分吸收了前两次防疫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和社会相信，新加坡独特的历史、地缘和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使得新加坡必须采取适合自己的抗疫战略。新加坡的经济高度外向，极度依赖外界声誉和看法，新加坡绝对不能采用主动和激烈的防疫做法，一旦新加坡被列为疫区，对其经济的打击非常大。一个受访者反问作者“是一定饿死呢，还是可能被传染上病毒死”。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要素，决定了新加坡选择采用“外松内紧”，以经济和生活稳定为中心，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人定胜天的策略。

2.危机领导力

本文收集的数据显示国家最高行政领导者以及指挥抗疫应对的领导者的领导力是高频出现的关键字。新加坡媒体、政府网站公告、互联网民众和知识精英社交媒体的发言、分享和评论以及作者的访谈都显示，在新加坡历次抗疫活动中，强有力的领导力是组织学习和抗疫策略选择的关键。新加坡人相信总理李显龙和带领此次战疫行动的跨部门行动小组的组成成员包括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卫生部部长颜金勇、教育部部长王乙康和包括李光耀在内的新加坡开国之父们都有一样的高超的领导力。李显龙在橙色警报发布后，针对少数民众进行抢购的行为进行评论，向人民保证各项物资的供应，并开诚布公地跟新加坡民众交流政府此次危机应对的策略。李显龙称如果社区疫情蔓延，轻症病患在家休养，重症和有并发症的病人才会送去医院。李显龙的此番讲话被新加坡人解读为“底线思维”，真正的未雨绸缪，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风采。为了不鼓励民众戴口罩，以防医疗资源被挤兑，李显龙不戴口罩视察了新加坡国家中心。教育部部长王宜康探望大学自我隔离14天的学生时也全程不戴口罩。为了不带来恐慌情绪，保持社会秩序和运行正常，总理李显龙、部长和国会代表在橙色警报的情况下，仍然举行家庭聚会，进行各项新春团拜的活动。新加坡自建国以来、自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以来，领导力也是新加坡模式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奇迹的重要推动力。

3.对危机事件的科学认知

公共组织危机应对的最大难点之一是对危机事件的认知。危机事件本身往往是一个怪异问题（wicked problem），缺乏清晰的结构，因果关系未知，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也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解决。对危机事件的本质加深认识是危机组织学习的重要任务。本文的数据显示在2003年SARS和2009年病毒作战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对对抗大规模传染病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新加坡政府和知识精英以非常科学和理性的看法看待新冠病毒，其策略的选择是建立在科学循证的基础之上的。李显龙总理在社区传播开始出现的时候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政府做出的抗疫策略是建立在中国湖北以外的数据基础之上的，认为“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类似于SARS病毒，唯有两点不同：新病毒较SARS传染性更强，所以更为难以防止病毒扩散；新病毒较SARS危害性更低，SARS致死性约为10%，而新病毒在湖北以外致死性目前仅为0.2%。相比之下，季节性流感的致死性为0.1%。因此从致死性评估，新病毒相较于SARS，更接近于流感”。基于这样的政策判断，新加坡政府认为即使社区病毒传播最终无法避免，轻微症状的可去社区诊所和在家中休息，将医院让给老人、幼儿和有并发症的病人。2月7日新加坡主流官方网媒发表文章，援引香港病毒学家的看法，称新冠病毒既不是SARS，也不是MERS，而是比较严重的流感。2月17日，领导此次抗疫行动小组的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接受媒体采访，更新了死亡率的数据，认为中国湖北以外的死亡率是0.6%，仍然认为新冠病毒致死率较低，接近H1N1猪流感。

新加坡公共知识分子、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副院长在脸书上用冷静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基于新冠病毒病毒属性的各项应对策略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支持新加坡政府的观点。新加坡国立大学负责学生事务的教务长在社交媒体援引流感专业论文，论证类似流感的新冠病毒在高温和潮湿状况下传播速度和毒性大大减弱，并以此证据支持政府采取的抗疫政策。新加坡媒体甚至发表医生的专业文章，鼓励新加坡民众不要躲在家中，要去户外运动，最好的运动是游泳。因为泳池中的水可以隔离病毒，水中的消毒液会杀死病毒。对知识精英和民众的访谈也显示，此病毒虽然传染率高，但是致死率低，大部分是轻症，可以自愈。(https://www.xing528.com)

4.对精英和技术官僚的信任

本文的数据显示新加坡社会对精英和技术官僚专业性的信任和认可是新加坡政府危机学习和政策选择的基础。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党纲之一就是精英治国。新加坡人相信也支持，通过优质的教育系统和高薪，选拔智商高、能力强的社会精英从政，担任政府政治和行政的高级领导，并通过他们招募社会精英加入政府机关，可以打造一支世界一流的能力强、效率高、清廉的行政管理队伍。这些高级领导都有很优秀的学术背景，往往有世界顶级大学的学习经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三一学院的高才生，拥有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主导这次抗疫的跨部门联席工作组的领导之一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黄循财也是哈佛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生。新加坡民众普遍相信优秀的学业成绩和学历证明了他们的领导者的智商，也相信他们的领导者拥有卓越的管理能力。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也是精英导向的，拥有世界著名大学的本科以上学历和优异的学习成绩，并经过层层考核才可以录用为公务员。新加坡高度强调法治和反腐败，强调严格的管理程序和规范，强调对违反秩序和规范的严厉查处。新加坡的政府和行政领导及民众都认为自己有一支认真负责的高素质公务员队伍。新加坡不以预防和社区隔离为自己的战略选择而是以手术刀一样精密的大量的事后管理方式方法进行疫情控制和管理，正是依赖于全社会对精英决策和技术官僚执行态度、执行能力和效果的信任。访谈数据显示，尽管有新加坡民众对政府采取的防疫策略不太理解，比方说上万人上书叫停大型集会，政府并没有采纳，但是被访谈的新加坡民众，仍然表示相信和理解政府的政策，相信政府精英的判断和管理能力。当没有被叫停的大型集会活动并没有出现确诊案例时，受访民众表达了对精英和技术官僚的钦佩和支持。

5.制度化的共识

如前面文献综述所言，Lawrence等人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组织学习的过程是将组织个人获得的知识通过解释上升成为团体的知识，团体通过支配和训诫统一团队认知，然后团队知识被整合成组织知识，组织又通过支配、训诫将组织知识制度化，使组织知识变成脱离个体和组织的、可以独立运行的、指导实践的已经被组织普遍共享的知识。本文收集的经验数据表明，新加坡抗疫策略的选择和执行，正是基于新加坡民众、民众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对新冠病毒的属性和适合新加坡的抗疫策略的制度化共识。和其他东亚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政府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不鼓励民众佩戴口罩。新加坡政府在报纸的头版以政策广告的形式以及在社区宣传材料上劝导民众不要戴口罩，口罩只要在有症状的时候才需要佩戴，戴口罩对于防御病毒感染不仅没用还有坏处。新加坡不管是普通民众、精英和政府官员已经把它当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佩戴口罩成了有病的象征。个人如果表达异议马上就会被社会公众所蔑视。新加坡采取的各项抗疫策略高度依赖这种共识的达成。比方说依靠特别追踪队的事后隔离举措，就是高度依赖每一个社会成员相信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依赖每一成员都认为自己应该如实汇报自己病情和行踪的自觉性。这一方法也高度依赖进行追踪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和水平。为了保证经济发展不受影响，社会生活秩序不受影响，新加坡政府没有采用强制隔离的方法，也没有强制禁止群众集会。这些做法高度依赖被管理者的自觉，也就是制度化的共识。在这个共识里面，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都认为这些方法是应该被遵从和有效的。政府将共识制度化的手段是支配和训诫，一旦有未遵从共识行为出现，就动用司法力量进行严厉查处和惩罚。

这样一个共识的形成依赖于信息的公开和自由流动。新加坡从疫情一发现就开始在卫生部的网站定时更新疫情发展，公布确诊和疑似病例以及其行动轨迹和追踪密切接触者并进行隔离的情况。政府也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向公众即时更新最新的政策举措，违规案例和预计会出现的疫情的变化。这些信息公开的做法，增强了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提升了政府制度化共识的能力。

6.心理防卫

本文的数据多次出现危机时刻恐惧和惊慌等心理失调时危机应对最大的障碍等关键词。新加坡因为独特的历史发展和地缘政治因素，成年男子都必须服两年兵役，接受军事化训练。退役以后，成为战备军人，每年定期定时回营军训。新加坡民众的危机感比较强，中小学教育中贯穿着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的教育。新加坡通过教育和军训等形式使自己全方位防御计划深入民心。这个全方位防御计划被称为整体防御（total defense），目前由军事、民防、经济、社会、心理和数码等六大支柱组成。这个防御体系强调在战争中或危机情况下每一个新加坡人都能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防卫的整体。这也要求每个新加坡人有非常过硬的心理素质，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从容不乱，照常生活。新加坡此次抗疫政策选择正是在过去历次危机事件中，基于对新加坡民众心理素质和心理防卫能力的了解。此次新加坡抗疫策略的核心就是即使在病毒最终蔓延的情况下，新加坡民众仍然可以保持心态的稳定，生活秩序如常，即使染病，也在家休养，不对现有医疗资源进行冲击，将有限的资源留给重症和有并发症患者。由于新加坡没有自己生产物资的能力，新加坡危机时刻的物质储备也是基于没有恐慌性抢购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