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万火急的新冠疫情面前，各级领导干部冲锋在前，奋战一线，尽职尽责，守土有责，积极作为，不辱使命，成为取得抗击疫情工作阶段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但也有个别领导干部意志松懈，临阵退缩，推诿扯皮，逃避责任，履职不力，给抗疫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和负担，给党和政府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大力强化问责手段，对不负责任的过错行为给予严厉的问责，个别地方甚至还提出，“可以先斩后奏，先停职，后处理，临阵换将”，[6]足以显示出问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很显然，问责是危机应对常用的工具，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高度网络化的时代，针对抗疫工作的问责包含了两个向度：一方面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公民问责，主要是广大社会民众针对抗疫工作中的焦点问题，提出了问责相关领导干部的要求，具体表现为汹涌的网络舆情；另一方面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管理问责，主要是着眼于惩戒疫情防治工作中有过错的领导干部，提高各项政策的执行力，维护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等，直接结果是正式的惩罚和处理。两者性质不同，定位不同，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前者可以成为后者的触发机制，后者则是前者的逻辑延伸，其中既有良好的自主性，也有相当的回应性。
新冠疫情引发的“火线问责”再次呈现了特殊的操作逻辑。其中，疫情的严重性、特殊的时间节点、封闭居家的措施以及网络普及率等要素的集中，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民众的问责诉求。从问责的时机来看，管理意义上的问责的效率很高，党和政府对于公民问责也基本做到了快速响应，但也还存在着信息不公开、无动于衷甚至是相互“甩锅”的问题，问责和应责之间还存在着差距。由于火线问责的特殊情境和功能定位，问责具有雷厉风行和宜粗不宜细的特点，具有很强的权宜性和策略性。这也是为何很多“火线问责”之后会有比较多的“快速复出”的原因。特别是，“火线问责”与“火线提拔”交互使用，极大地改善了危机应对的动员效率和激励效果。(www.xing528.com)
“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马骏，2010）新冠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也是对官僚体制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次大考。“火线问责”作为特殊条件下的激励机制，既应当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发挥规范、整合和训诫官僚体系的重要作用，也需要积极响应社会民意诉求，还可以根据政治考量来适用结果责任（林鸿潮，2014）。这样就不可避免存在着标准模糊、精准性较差以及畸轻畸重等问题。但在巨大的灾难和危机面前，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不应该强求所谓的程序合理或结果公平。这也是现代国家治理所应有的灵活性和权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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