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结果：问责的多种实践方式

严重的疫情直接奠定了问责的基调。疫情及其后果越是严重，就越是需要严肃的问责，比如在新冠疫情的中心地带，湖北省纪委专门提出问责要遵循“从重从快查处”的原则，明确了五种需要从重从快查处的情形，最严措施、最严作风、最严管理、最严监督、最严问责成为“火线问责”的基本要求，最后问责的人数是全国最多的。但从数据和案例的情况看，各地针对抗疫工作过错问题的问责，在操作上具有多样性，即有的地方很严，有的地方则松一些，甚至也不乏容错、免责和减责，因而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策略性和权宜性。

但问责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进行严厉的责任追究，是为了警示和触动领导干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责任担当，贯彻和落实抗疫工作的各项要求。正所谓是，“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这也是“火线问责”往往都是大面积问责的深层逻辑。从数据上还可以看到，对于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问责大多是较为严厉的惩戒，如免职、撤职和开除等，其他则大多是比较轻微的诫勉谈话和警告等，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危机情境下灵活而弹性的问责策略，因为这是需要基层干部冲锋陷阵的时候，不能一棍子打死（徐天，2020）。(www.xing528.com)

在危机应对的进程中，如果说“火线问责”非常重要，那么“火线提拔”也同样重要。比如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中，为确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力量，四川省委对重灾的州市区乡镇增加了2～3个领导职数，也提拔任用了一大批表现优秀的领导干部。新冠疫情发生后，各地党委和政府在加强问责的同时，也提拔和重用了许多表现突出的领导干部，比如湖北省提拔襄阳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吉虹为襄城区区委书记。所以，与常规问责只有问责不同，“火线问责”与“火线提拔”可谓是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危机应对的激励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