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余年来的行政问责实践，绝大多数均与突发事件相关，中央和地方各类问责制度的出台也多以突发事件为契机。对于不同的突发事件而言，上级政府关注、事件类型、严重程度、媒体关注、事发区域和公众关注等条件都是触发问责的关键因素（汪大海、郑延瑾，2018）。这些因素是很重要的，但从具体的问责案例来看，各种要素及其组合实际上又是松散的、随机的、不连贯的和不成比例的。所以，正如突发事件往往带来混乱的局面一样，相关的问责也具有简单粗暴的特性，容不得决策者去精心谋划和深思熟虑。
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惨重后果及其压力和挑战，党中央统筹、部署和安排全国的抗疫工作，广大社会民众居家封闭和隔离防疫，不但提供了多方面触发问责的有利条件，加快了意见交流和传播的效率，也使得各种可问责因素快速聚合成为问责的结果。比如钟南山院士公开说出病毒可以“人传人”的观点后，社会就陆续涌出了针对疾控部门以及相关专家的质问，这些声音参差不齐，形态各异，其中不乏大量不符合事实的成分、粗暴的话语和情绪的宣泄等，但这些最终通过网络而不断汇流，持续放大，聚合成问责的洪流。(www.xing528.com)
所以，既然是“火线”情境下的问责，抗疫工作中的问责就呈现出多个方面的粗放式特性。首先，常规问责通常有比较严谨的流程，需要较长的时间，“火线问责”则具有雷厉风行的特点，比如对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的问责，前后就1天的时间；其次，就各地问责的事由来看，多数通报中使用的都是履职不力、作风不实以及贻误战机等概念，缺乏明确的判定标准，问责具体内容也模糊不清；最后，由于抗疫工作具有环环相扣的特点，问责通常会同时处理若干名领导干部，比如“黄某英离汉进京事件”等，具有明显的杀一儆百或以儆效尤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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