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问责对象？

疫情如同战情，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等，基本上都是全员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去。特别是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过程中，城乡社区等承担了艰巨而重要的防控任务。相应的，问责对象具有明显的全覆盖的特点，涉及不同层级的政府、不同的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等，还包括对物资供应保障、捐赠接收分配、医疗卫生单位等机构领导干部的问责。

就问责对象的级别来说，问责多集中在基层政府官员，比如在湖北省黄冈市问责的337人中，除了3名县处级领导干部被免职，绝大多数都是乡镇或者村社普通干部以及工作人员。在“全国一盘棋”的条件下，抗疫工作千头万绪，牵涉方方面面，涉及角角落落，基层领导干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高度复杂的情况，也是容易出错误的地方。就此而言，问责对象集中在较低层次的领导干部（包括村支书、居委会主任、街道办主任等）是合理的（徐天，2020）。

仅仅是问责及其数量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3千余名领导干部密集地受到问责，并通过新闻媒体和网络等途径公开出来，显示出“火线问责”的严肃性和严厉性，保障和推动了抗疫工作的顺利进行，也具体落实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严肃问责”的要求。对从普通工作人员到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全覆盖问责，诠释了“有错必问责”的法治理念，也显示了问责的公平性，为落实和推进抗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www.xing528.com)

正是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严重性，导致各种过错问题频频发生，带来了问责的客观需求，具体则形成了公民问责和管理问责两种情形。但比较而言，领导干部的是非对错具有更大程度的公开性和可见性，因此成为公民问责的焦点，相应的问责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问责；而针对基层普通干部以及工作人员的问责，大多是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更多是自上而下的管理问责。这样一来，由于主体及其性质不同，两者问责的开放性、可参与性和证成逻辑也就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