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传染性强，蔓延速度快，引发了人们普遍的焦虑和恐慌。作为人口超过千万级别的省会城市，武汉市前所未有地实施“封城”措施，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全国各省份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施了严厉的封闭或隔离措施，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抗疫工作初期，疫情形势日趋紧张，但各方面的意识和举措都没能及时到位，以致于仓促应对，手忙脚乱，造成混乱的局势。与各地对医疗资源的挤兑同样重要的是，疫情对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形成了挤兑，各种过错因此就在所难免。
新冠爆发的时间正好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春节期间，也是中国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时期。随着走亲访友或外出旅游等都全部取消，人们只能憋在家里无奈地关注疫情发展，又面临着各种生活和工作上的现实困难，无奈、紧张和压抑等负面情绪持续积累和发酵。特别是，“非典”时期中国上网的用户人数才6 000万左右，2020年的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超过8.5亿人，是“非典”期间的约15倍。人们利用网络了解疫情信息，开展交流和互动，不仅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频率，也放大了社会的焦虑、紧张以及愤怒和不满，为问责做好了充分的铺垫。(www.xing528.com)
所以，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建构了危险而紧张的抗疫情境，形成了“火线问责”的特殊窗口：首先，严重的疫情让社会各方面损失惨重，引发了要求追究责任的不满和愤怒；其次，抗疫工作带来的过错问题及其不良影响，直接构成了需要问责的情由；最后，十多亿社会民众深陷焦虑和恐慌之中，一旦遇到激发公众义愤的问题，就不可遏制地爆发出强烈的问责诉求，比如针对“武汉红十字会”等事件的舆情，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强大的问责压力。这些也是“火线问责”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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