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焦点事件为中心的公民问责探究

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也不断发展，以公民问责为内容的政治参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公民问责是指“公民发起的主张或质控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活动”（韩志明，2010）。进入21世纪以来，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也有了更多实现的途径和方法。特别是，在当今网络化的时代，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和提出要求，其中就包含了向领导干部（包括政府及其官员）提出问责的诉求。

在过去的十数年中，伴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公民通过网络途径而进行公开问责的事例很多，具体包括“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宜黄拆迁事件”以及“孙中界事件”等，都成为当代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经典案例。公民的网络参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潮，形成了举国关注的网络焦点事件，最后不仅督促相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也形成了问责政府及其官员的结果。这些典型的公民问责事件显示了网络时代公民参与的力量，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公共权力以及相关领导干部的监督。

回到17年前，在2003年“SARS事件”爆发后，党和政府首次在突发灾害性事件中短时间连续地和大范围地问责领导干部，启动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特别是，4月20日中央决定免去孟学农和张文康的党内职务，被认为是中国战胜“SARS”危机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之后，对于“重庆开县井喷事故”“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和“山西襄汾尾矿溃坝事故”等事件，党和政府都进行了高级别或大面积的问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09年）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9年）等法律制度的出台，问责日益迈向法治化和制度化。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抗疫工作全面铺开。2020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决定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和指挥防控工作，拉响了全民抗疫的号角。正值传统的春节之际，十多亿社会民众却只能无奈地封闭在家里，诚惶诚恐地躲避凶险的新冠病毒，通过网络与外界保持沟通和联系，特别是普遍使用社交媒体，比如微信、微博和抖音等，密切跟踪和关注疫情的状况，眼看着疫情日趋严重，形成了多元、多样而复杂的舆论场，其中既有抗疫一线发出来的紧急求助信息，也有让人哭笑不得的各种谣言等。

正是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以焦点事件为中心的公民问责成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疫情发展的时间线，这些焦点事件具体包括对高福院士、武汉疾控中心以及中国疾控中心隐瞒疫情消息的质疑、对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层决策能力的不满、对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一问三不知”的声讨、对李文亮医生等人受到不当训诫的抗议、对武汉红十字会调配物资混乱等情况的批判、对“黄某英事件”的强烈关注、对武汉市中心医院领导管理问题的谴责等。这些焦点事件一度成为疫情期间舆论的热搜问题，比如李文亮大夫去世的消息，深更半夜带来全网刷屏的效应，微博上#李文亮去世#的消息有超过7.6亿的阅读量，仅留言就超过42万条。^[3]

就这些焦点事件的舆情内容来看，涉及的都是抗疫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比如相关部门是不是隐瞒了疫情消息，领导者是不是有决策失误问题，相关部门是否做到了尽职履责，究竟谁应该为这么大的灾难负责等。这些无疑都是广大社会民众关心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引爆网络舆情的敏感元素。几乎每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都有可能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暴。对这些问题的聚焦是多元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新闻媒体的报道、微博或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和专家学者的分析以及网民个人的意见等。人们借助于这些公开获得的信息，对相关问题作出分析和判断，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问责的要求，包括建议开展正式调查、严肃处理工作人员、问责领导干部等以及给相关人士一个交代（道歉）等。(www.xing528.com)

有问责，就需要有应责。值得欣慰的是，上述焦点事件大多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问责的结果，比如调整了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免去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的职务，处理了湖北省红十字会的主要领导，查处了湖北省司法厅和监狱局的领导等。特别是，在李文亮医生病逝（2月7日）仅10个小时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察网站就发布消息称，国家监察委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做全面调查”。这些快速而及时的问责行动，响应了社会民众的关切和期待，显示出了高度的灵敏度和回应性，但也还有些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至今还没有得到权威性的回应。

同样，在网络舆情的触动下，其他焦点事件也都获得积极的跟进处理，比如大理市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罩问题，导致包括市委书记等在内的5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陕西省安康市针对网络上反映的市中心医院“院领导抗疫补助高于援鄂一线人员”问题进行调查，最后对主要领导给予免职、记过和训诫等处分；海南省陵水县针对网络反映的县医院疫情补助发放不公平问题，开展了专门的调查，公布了调查结果；鄂州市对网络反映的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区分局凤凰派出所违规分配和领取捐赠生活物资问题，给予凤凰派出所所长成学军等停职和免职等处理；武汉市江汉区对“城管队员殴打生鲜店配送员”的问题给予回应，最后对3名城管队员给予解雇等处理。

由此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民众以网络（包括社交平台）为依托，密集跟进引人关注的负面问题，形成了强大的问责风潮。其中，网络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许多事件正是通过网络而得以曝光出来，引爆舆论关注，成为焦点事件，比如“武汉红十字会事件”，连续三天登上各大媒体平台的热搜，诱发和激活了公民问责的诉求，也形成了特殊时期的舆情“拉锯战”，即一方面是社会民众不断刨根问底，穷追猛打，爆发出热切而高涨的问责诉求，另一方面则是武汉红十字会手忙脚乱，错上加错，甚至是不乏推诿“甩锅”。当然，不管网络世界如何舆情汹涌，公民问责怎样热火朝天，最后只有转化为党和政府的正式问责，才能达到惩戒过错行为的目的。

最后，从这些焦点事件来看，公民问责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党和政府的回应是开放的、积极的和负责任的。公民问责触发和推动了党和政府的正式响应，尤其是给予了严厉的问责，最后不仅是平息了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感和满意度，也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塑造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还直接提高了抗疫工作的效率。比如在2月4日湖北省对武汉红十字会进行问责之后，红十字会捐赠款物拨付的进度明显加快，信息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其中物资使用情况公布频率较高，每天均有公布，有些时候一天会公布数次，募款额也缓慢回升。^[4]

由于抗疫工作涉及方方面面，问责的领域和事由是多样的，问责的依据也是多个层面的，其中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定》和《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等。其他还有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专门针对抗疫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比如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　做好防治工作的通知》以及各地发布的《关于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的通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