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之前“非典”教训反思之时，《应急条例》起草人述及的“信息渠道不畅通，信息统计不准确，反应不快，应急准备不足”等问题，此次疫情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中，预警制度的监测主体责任缺位是要害所在。《防治法》第19条只是规定了“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预测、及时发生传染病预警”的传染病预警制度，但行政主体发布预警之前尤其情况不明时，往往是由疾控机构扮演认定传染病或突发事件的关键专家角色，其疏忽失责会直接导致预警决策的信息供应不足。从管理模式来看，地方疾控是“块”状管理模式，主要向地方卫健委和政府负责的，而不是“条”状垂直管理模式，这就造成地方数据报送时可能会隐瞒不报送或选择性报送。事实也正是如此，武汉方面对医院上报病例限制了诸多条件。1月初，武汉当时已经出现了人传人迹象，也有医护人员出现被感染症状，但武汉市卫健委执行的疫情诊断上报标准与湖北省、国家专家组的标准并不一致。
武汉市卫健委执行的标准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具备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者纳入，两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上报标准”是必须同时符合4条“临床表现”[3]且满足4条“流行病学史”[4]之一。而湖北省和国家专家组的标准是只要满足4条“临床表现”即可认定，如果有流行病学史的话，则满足“临床表现”第1～3条也可以认定。可见武汉市卫健委执行的标准要比湖北省和国家专家组严苛得多，采取严格控制的方式限制上报数量，从而漏报了大量疑似病例。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即便在法律操作程序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也不应反过来封锁、隐瞒疫情信息，并实施不利于疫情防控的行为活动。建议明确传染病或突发事件中疾控机构作为监测主体，以及其及时提供最新掌握信息的法定义务和问责机制。(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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