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疫情公布的义务人规定解析

根据《防治法》第4条规定，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或省一级政府有权公布乙类以上疫情；同时，《应急条例》第25条规定，突发事件中的国家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必要时可以“授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疫情。此次疫情延误公布的关键在于，新冠肺炎不在原来法定的乙类以上疫情之列，而是属于条例所称的“突发事件”，即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疫情（应对法）。省一级政府有接到报告后向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立即报告的法定义务，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或授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公布。这导致在未被定下类别之前，省一级政府职责被置于一边，不利于属地管理的优势释放。

武汉地方政府始终强调己方已尽力，对于疫情在眼皮底下发展到如此规模是秉持“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但始终未承认瞒报。如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认为，我上报卫生行政部门了，但没权披露。原话是，“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这段表述实质是将“责任”甩给了其他部门。1月31日，武汉市原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采访时，承认采取管控措施晚了，不等于证实存在瞒报。

我们发现，在武汉地方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过招期间，省一级政府并不见其身影。《防治法》和《应急条例》强调的重点是卫生行政部门信息公开的主体责任。而《应对法》非常突出的一点是：确立了“属地管理”原则，即将应急职责明确在属地政府身上，并相应地将突发事件信息披露和应对权限也放置在属地政府。这一理念是从多次的应急事件尤其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的血泪教训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应对法》第53条再次明确了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防治法》与《应对法》对疫情发布主体的权限做了截然不同的规定。那么，疫情信息公开究竟应该适用何种法律规定？(www.xing528.com)

从效力等级角度来看，两法的法律位阶相同，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一般法律；从立法时间先后角度来看，《应对法》是2007年8月通过，自2007年11月起施行，而《防治法》是1989年2月通过，2013年6月修订，从新法优于旧法而言，应该优先适用《应对法》；从一般法和特别法角度来看，《应对法》是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法律，以规范调整所有突发事件，具体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而《防治法》的范围非常聚焦，仅限于“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角度而言，应该优先适用《防治法》。对此如何处置？《立法法》第94条做出了明确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对此予以裁决明确，鉴于目前“突发事件”缺乏全国统一的分级标准、突发事件上报之后“分级负责”权责范围不明，以及分级标准不清、公布主体不明，导致信息公开难以及时有效实现等混乱局面，建议明确当不属于法定乙类以上的突发事件发生时，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省一级政府或授权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明确共同列为突发事件的疫情公布义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