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超发货币导致通胀问题

财新：中国2010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超出了大多数人年初的预计，你对此形势以及目前的政府对策如何评价？

周其仁：理论上可以说，“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必定与货币超发有关，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过度发放的货币现在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副作用。但等大家对这都形成统一认识并不易，所以处理通胀问题往往显得滞后。

同时还应该看到，通胀又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增加商品或广义的资源的入市，增加货币需求，则价格总水平当可回落或平缓。增加商品或资源供应，也有很多选择，比如当下中国，增加供不应求的服务，例如医疗、教育等。此外，扩大进口也可以缓和国内通胀。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较多方面的措施，包括价格管制，希望稳定总体价格水平。不过，我早就提出，如果政府压价把供给也压制住了，则是愚蠢之举。

财新：对于通胀的源头，你比较担忧央行的“第二货币动脉”，即为了守住汇率目标，不断用基础货币大量购汇，而加息对此的作用和空间都有限，因此不能调节其间的货币运动。怎么办？

周其仁：加息就像是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当然有助于暂时把它稳在笼子里。可是，“老虎”也因此变得体形更大，胃口也更好了。所以问题尚未根治。

消除负利率还不等于消除通胀的压力。道理很简单，即使利率在物价指数之上，物价总水平也可以升到不被接受的高水平。高利率有助于抑制高通胀预期可能转为恶性通胀的概率，但并没有根除通胀压力。

加息也是“加价”。物价总水平过高的根源是货币总供给过大，非到源头下功夫无法根除。仅仅调控金融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还不够，正本清源，还要调节金融机构与央行的关系，特别是根除当下央行在开放条件下被动超发货币的机制。

财新：被动超发货币是中国经济通胀之源，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周其仁：人民币盯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又面临“被动”超发人民币的新挑战。

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高能货币”转入银行系统，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流动性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

这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屡出情况、宏观调控压力不断，皆因此而起。

财新：中国央行超发货币较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但以往发行速度也不低，然而人们却并没有体会到明显的通胀，这是为什么？

周其仁：从货币数量论来看，不论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厉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形式表现的通胀，还是改革后数次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增加的事实中找到原因。

以往通胀没有恶性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加了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抑制作用。(www.xing528.com)

财新：具体而言，过去这些年，货币深化对消化吸收超发货币是如何起作用的？

周其仁：给定货币被动超发，如果国内市场化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水平；如果市场化潜力得不到充分释放，甚至受到人为抑制，那对货币的需求就是另外一种水平。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即“水多了加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市场化、货币化是加速推进还是停滞不前，对物价的影响就大了。远的不提，要理解近年中国货币占GDP之比持续高升、包括资产市场价格在内的物价总水平屡出险情，似有必要双管齐下，从货币供给机制与市场化进展两个方向，分别调查，综合研究。

财新：目前，中国是否还有进一步货币深化的空间？市场化改革的空间还有多大？

周其仁：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继续市场化的潜力还是挺大的。表面上看，中国市场里有无数商品供过于求，时不时还有“严重产能过剩”的报道。但是如果加上品质维度，仍然有不少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

比如，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也应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

要素市场的进展更不平衡。劳动力资产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些，但城乡一体、不论身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待发育。土地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不低，因为“地价天王”天天刺激着购房人的神经。但仔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中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

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诸多后果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财新：为解决被动货币超发的困扰，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是否需调整？如果是，该如何调整呢？

周其仁：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地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因素颇多，其中比较根本的还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和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

此外，进口税费的设置和服务是否便利，对进口流量有非常灵敏的影响。应适度压减进口税费并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每增加一元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不但出口政策需要调整，整个刺激政策都要退出。中国经济已经保证了8%以上的增长，既然第一个复苏，当然有理由第一个退出。因为经济刺激不是没有代价的，最明显的就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整体市场物价产生的不利影响。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