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强化了农民的退出权。现在农民控制着农产品的生产和初级分配,如果国家单方面破坏包产到户合约,等于授权农民收回上缴承诺,即退出游戏。农民不但可以携带资源,退出某个农产品品种的生产,转向另一种生产,而且可以转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农民还可以从他不满意的市场交易中退出,转向只为自己家庭的消费而生产。[86]最后,最有生产力的那部分农民现在可以退出农村转入城镇。这就是说,农民的局部退出权已经发展为全面退出权。农民的全面退出权增强了他们讨价还价的力量。人们随处可见,农民正在产权和组织的市场上为强化自己的权利喊价,正如他们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正在为自己的产品喊价一样。
同样道理,农村社区对国家的谈判地位也上升了。由于社区经济拥有较大的起始规模和较强的人力资本,因此社区购买保卫自己产权的实力更强,或者反制侵权行为的办法也更多。由于地方财政利益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发达省区的地方政治结构成为乡镇企业的保护层,正如落后省区早先热衷于保护家庭经营一样。在发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发达乡村,社区经济构成农村社会的组织中坚。(www.xing528.com)
在改变了的国家和农村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新的产权安排包括自我保护的机制。当然,新产权的合法化并在实施中受到保护,仍然是国家不可被替代的职能,但现在当国家有效地这样做时,它会得到社会增加长期财政上缴的回报。反过来,当国家重犯侵犯有效产权的错误时,它会受到社区和农户的有力反弹,并为此蒙受财政损失。简言之,国家再也难以单方面为所欲为地改造社会,特别是改造产权。[87]至此,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已经演化为一场难以逆转的产权改革。这既不是单方面因为国家决策的英明远见,也不是单方面因为农民和社区精英的自发努力,而是国家和农民双方围绕有效产权制度的重建,在分析决策的架构里分步进行了一场长达10年的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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