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政治学家注意到,有各地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意义重大,但是以往多数这类会议并不改变决策的自上而下的性质。[77]1980年的这次会议带来一个新的特点,即各地都力争把本地的经验写进中央政策,即力争自己的模式的全局合法化。由于当时各地经验的差距甚大,地方立场各异,以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地方利益和主张,可以在中央决策过程里讨价还价,最后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政策。
局部合法化还不等同于全局合法化,这个差别包含着一定的风险。[76]因此包产到户初见成效之后,率先改革的省份要求包产到户的全局合法化。在这一点上,地方政治利益与新的产权安排高度一致。1980年中央召开各省区第一书记会议,重新讨论包产到户,此时距上一个禁止包产到户的中央全会还不到一年。
西方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政治学家注意到,有各地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意义重大(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1988,29,152),但是以往多数这类会议并不改变决策的自上而下的性质。[77]1980年的这次会议带来一个新的特点,即各地都力争把本地的经验写进中央政策,即力争自己的模式的全局合法化。由于当时各地经验的差距甚大,地方立场各异,以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78]最后,会议通过的政策文件允许生产队实行多种责任制安排,其中包括包产到户。[79]这等于修改了中央的原来立场,完成了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的合法化。(www.xing528.com)
1980年决策模式最重要的贡献与其说是其内容,还不如说是其程序。不同的地方利益和主张,可以在中央决策过程里讨价还价,最后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政策。围绕产权创新的中央政府与农民两极之间做交易的模式,发展为“农民——社区——地方——中央”多极之间的谈判、沟通和“交易”。我们不必过高估计这一决策模式的制度化程度。但从长期角度来看,这里包括了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要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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