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政治学家注意到，有各地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意义重大，但是以往多数这类会议并不改变决策的自上而下的性质。[77]1980年的这次会议带来一个新的特点，即各地都力争把本地的经验写进中央政策，即力争自己的模式的全局合法化。由于当时各地经验的差距甚大，地方立场各异，以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地方利益和主张，可以在中央决策过程里讨价还价，最后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政策。
局部合法化还不等同于全局合法化，这个差别包含着一定的风险。[76]因此包产到户初见成效之后，率先改革的省份要求包产到户的全局合法化。在这一点上，地方政治利益与新的产权安排高度一致。1980年中央召开各省区第一书记会议，重新讨论包产到户，此时距上一个禁止包产到户的中央全会还不到一年。
西方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政治学家注意到，有各地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意义重大（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1988，29，152），但是以往多数这类会议并不改变决策的自上而下的性质。[77]1980年的这次会议带来一个新的特点，即各地都力争把本地的经验写进中央政策，即力争自己的模式的全局合法化。由于当时各地经验的差距甚大，地方立场各异，以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78]最后，会议通过的政策文件允许生产队实行多种责任制安排，其中包括包产到户。[79]这等于修改了中央的原来立场，完成了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的合法化。(www.xing528.com)
1980年决策模式最重要的贡献与其说是其内容，还不如说是其程序。不同的地方利益和主张，可以在中央决策过程里讨价还价，最后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政策。围绕产权创新的中央政府与农民两极之间做交易的模式，发展为“农民——社区——地方——中央”多极之间的谈判、沟通和“交易”。我们不必过高估计这一决策模式的制度化程度。但从长期角度来看，这里包括了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要素。[8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