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实际的剩余权的一个存在形式是监管者特权，即社队基层干部凭借管理职务获取私人利益。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因此集体经济的监管者不仅承担着对生产的管理职能，例如派工派活、劳动计量、工分和钱粮柴草分配，而且承担着许多国家管理的公共职能，例如户籍登记、征兵、结婚批准、计划生育、纠纷调解、治安和地方政治。国家难以有效监控这种高度集中的农村基层权力的实际行使，因为信息成本过于高昂；农民难以有效制衡这种权力，因为缺乏独立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基础。由此，集体经济的基层监管权很容易畸变为监管特权，它使监管者得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实物的和货币的额外好处。这种以腐败形式出现的剩余分享权，来源于对农户、集体福利和国家既得利益的侵占。我们难以度量这种特权的资源占有总量，但从1960—1978年间历次农村政治运动都以清算社队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为号召可以看出其普遍化的程度。[45]集体监管者特权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不会增加财富总量。但恰恰是此种特权，即非制度化的剩余权，补充了人民公社体制对其基层监管者的激励不足，因而维系了体制的运行。无论国家和社会如何在道德上谴责这种基层人物“卑微的”特权，它实际上都是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表明，用其他机制替代剩余权的制度安排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除非国家拥有无限的财政预算和完全的监控能力。
这样我们也就同时可以理解，为什么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更诉诸政治运动和干部整肃来从事农村经济动员。这其实是体制的正激励减弱后，国家不得不转向更多地依靠负激励即惩罚机制来保持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率。不过，人们也并没有因此发明可以与剩余权效率相媲美的机制。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不仅同样耗费经济资源，而且损耗国家机器的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管理者的合理预期。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终于发现，无论正的还是负的激励，都无法充分换取农村基层监管者的忠诚和效率，除非对基层监管者特权予以眼开眼闭的承认。[46]这里，制度、组织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又变成干部个人的道德问题，并引发无穷尽的政治斗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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