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失败还是收缩？

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农村经济政策调整，源于1959—1961年的农业大歉收。事实上，1958年的农业真实增长指数已经比1957年下降了约5%，1959年又比上年下降15.9%，而后1960年降了22%，1961年又降了约51%。^[28]在农业中，1959年的谷物生产比上年下降15%，而后两年的谷物生产只及1958年的70%（转引自林毅夫，1990：17）。由于国家决策的滞后，1959年的农业税、农产品出口和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暗租都继续上升，因此1959年的国家收益指数仍比上年增长66%。^[29]这个反应滞后，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口粮低于生存需要，从而约3000万人因饥荒死亡。^[30]由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是绝对的食物短缺，因此无法通过增发货币而缓解；由于当时国民经济的封闭性，危机也不能利用国际市场调剂来解决；由于当时农业积累占国家收入的份额可观，农村收益大幅度下降势必牵动全局；最后，由于严重的饥荒已经蔓延，经济危机上升为挑战决策人权力和政府合法性的政治危机。^[31]

以上各项，从1961年起一起发生作用，迫使国家在政治失败还是政策退却之间做出选择。经济情况如此危险，国家除了动用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动员农民增加生产并实行自救，别无他途。这留下一个重要教训，即国家完全控制社会经济的体制即使对国家本身来说也实在太不安全。(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