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到新古典学派、新凯恩斯学派都把劳动的边际产出作为劳动者的报酬——工资——的决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承认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那么工资的支付自然要与劳动的产出相匹配。当工资与劳动的产出不匹配时,势必会对劳动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就业。
马克思主义认为,通常来说劳动力本身的价值由平均劳动力的必需生活资料价值决定,但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劳动力的自然区别(如男性和女性、成年劳动力与未成年劳动力等)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差异。对于两个平均劳动力来说,比较他们之间的相对劳动力价格,可以用三个因素来确定: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在固定某些因素的情况下,这三个因素又可以形成若干组合,例如,假定两个劳动力的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相同,此时,两个劳动力价格的区别仅由其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决定。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承认劳动力的自然区别,并且认为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在决定劳动力价格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劳动价值(劳动所消耗的必须生活资料)、提高生产利润。基于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同,就会派生出就业中的雇主对劳动力的两种选择情况:(1)在支付相同劳动报酬的情况下,雇主更倾向于选择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劳动力;(2)在选择竞争性劳动报酬进行生产激励的情况下,雇主愿意向生产力(或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劳动力支付较高的报酬。
Neumark等(1995)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需求方的冲击表现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9]。短期来看,劳动需求方会通过减少现有劳动雇佣数量或减少新增岗位需求,或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变相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来增加产量,以此来减轻劳动成本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长期来看,劳动使用者会加速技术革新、改良生产方式,或以资本来替代劳动力、以技术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以男性劳动力替代女性劳动力,使就业水平下降、性别差异扩大。
从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传导机制来看,最低工资作为严格外生变量,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两种作用: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直接作用首先表现为对低产出(从而低报酬)劳动者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工资的传导作用来影响就业。间接作用的直接导火索来自最低工资标准的攀比效应: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最直接的效应来自其实施、调整后产生的替代效应(即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和上调,非技能工的雇佣成本提高,而技能工的相对成本下降,在两者可以相互替代的情况下,企业从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出发就会降低对非技能工的需求,转而使用更多的技能工)。然而除了替代效应外,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调整还会产生另一个效应,即攀比效应[10](这是因为,劳动者之间普遍存在工资攀比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当技能工相对工资由于最低工资标准实施、上调而减少时,出于工资攀比心理,他们会要求增加工资水平,否则就会选择降低工作努力程度或辞职)。我国由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再加上目前正处于工资机制向市场化过渡的阶段,这就决定了职工间、行业间、企业间平均主义心理以及工资攀比现象较严重。因此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最能直接观察到的传导机制为“最低工资上涨→社会平均工资上涨→劳动需求减少、供给增加→就业变化”,但是当最低工资上调成为常态时,劳动需求方和供给方就会形成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理性预期,即建立最低工资上涨与就业变化之间的条件反应,此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就跨越了中间传导过程,形成理性预期下最低工资对就业的直接作用。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正是这两种作用合力影响的结果。
由于女性在身体素质、家庭责任分工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习俗的影响,导致女性和男性相比存在着诸多差异,比如男性体力大于女性体力;男性比女性更能忍受艰苦的劳动环境;男性可以连续工作,而女性易受个人生理影响;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将兴趣和责任向家庭偏移,这些差异导致在劳动强度、人力资本投入、生产效率和生产连续性上女性明显弱于男性,这些差异反映到产出上,部分女性的边际产出低于男性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人类固有的统计性歧视习惯,会据此认为女性的边际生产力低于男性的边际生产力。基于这个现象,本书可以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对最低工资的作用机制分析如下:
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为
其中,F和f分别为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生产函数,L1,L2表示男性和女性劳动力数量,K1,K2分别表示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所使用的资本数量,并假设资本量不变,男性和女性的边际产出分别为:
由于统计性歧视,劳动使用者先验地认为FL>fL。基于此,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会带来如下就业变化。
(1)短期效应。劳动使用者获得的总产出为,由于劳动使用者认为FL>fL,因此如果保持资本总量不变(根据男女劳动量进行适当调配),增加L1减少L2并保持劳动力总量不变时,增加从而P增加。因此短期内,在支出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为获取最大收益,劳动雇佣者面临对既有劳动者的结构调整时将有减少女性就业者、增加男性就业者的意愿。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劳动雇佣者也许并不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调整劳动结构,比如社会责任、政府支持或企业处于高速扩张期。然而,当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盈利产生影响时,为降低成本以保持利润增长或维持利润不变,劳动雇佣者理性的选择为首先淘汰边际产出低于最低工资的那部分劳动者,在劳动雇佣者不得不执行同工同酬的政策下,那些边际产出与最低工资不匹配的女性就业将会面临不利,劳动需求者对劳动力的这种选择行为将会影响就业的性别差异。(www.xing528.com)
(2)长期效应。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劳动价格提高到一定程度,由于比价效应和替代效应,将引起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从而对就业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但是这种替代过程只能在较长时期内完成,因为这个替代过程存在着替代代价,减少劳动使用量并新增先进的资本设备、研发新技术将会引起原有资本的闲置和浪费、对技术研发投入大量的经费,短期内无法盈利。当劳动雇佣者对最低工资的传导作用形成理性预期时,面临最低工资上涨,劳动雇佣者在短期内可以选择调整现有劳动结构,在较长期内可以选择以资本替代低边际产出劳动力、或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在社会习俗和固有惯性思维的作用下,男性相对女性会得到更多的素质提升机会,而女性面临的不利影响会更多一些。因此长期内,最低工资的上涨也会影响就业的性别差异。
对于以上所分析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可以用下面的劳动力供求模型来加以阐述(见图5.1),该模型考虑到了我国的最低工资实际情况,和以往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模型假设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的工资水平,即在同工同酬的假设下进行分析。
图5.1 最低工资上涨导致就业性别差异的形成机制
如图5.1,假设所考察时间段的基期平均工资为W,劳动需求方对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分别为D1和D5,该需求曲线代表了男性和女性的边际生产力,因此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曲线比男性更陡峭一些。在没有受到外部冲击时,劳动需求方按照需求和供给来决定满足生产需要的男性和女性劳动量分别为L1和L5
(即S1与D1的交点L1,S2与D5的交点L5),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则给予男女相同的平均工资W,当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其调整过程如下。
(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短期就业调整。当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时,由于在正式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时间上有一个滞后期,劳动需求方将对劳动成本变动趋势有一个评估和理性预期过程。按照过去经验,劳动需求方预期下一时期平均劳动成本将上涨为We,在此背景下,短期内,劳动使用者不可能对资本进行调整,只能用调整劳动使用结构来应对劳动成本上涨的压力,由此导致劳动需求行为出现变化。根据男性和女性边际生产力的区别,理性的劳动需求方将会认为适当增加边际生产力较高的男性劳动力、减少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女性劳动力将会是有益的(之所以作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有利于维持资本设备与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当然为了应付劳动成本上涨,劳动使用者也会有其他调整行为,比如男性劳动力维持不变、减少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女性劳动力,或多增加边际生产力较高的男性劳动力、少增加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女性劳动力,等,但这样就涉及到资本设备的变动,使文章的分析更为复杂)。劳动需求方的策略之一,是按照预期工资线Pe Pe与男性劳动供给曲线S1的交点来决定男性劳动量为L3,用预期工资线Pe Pe与女性劳动需求曲线D5的交点来决定女性劳动需求量为L6。此时,男性劳动力的供给得到充分消化,而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女性劳动力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或者男性需求量为L1与L3之间的某个值x,女性需求量为L5,只要保持x+L3=L1+L5,劳动使用者就完成了用边际生产力高的男性劳动力替代了边际生产力低的女性劳动力。
(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长期就业调整。在较长时间内,由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带来的预期劳动成本上涨幅度和趋势无法准确预测,因此可能会带来劳动需求方对劳动需求偏好的改变,比如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曲线D2、D3、D4,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曲线D6等。其结果可能是维持男性劳动量不变、增加或减少,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女性劳动量进一步减少。比如,以D2与预期工资线Pe Pe的交点对应的男性就业量L1、D6与预期工资线Pe Pe的交点对应的女性就业量L7作为劳动需求。从调整劳动需求的结果来看,与基期相比男性就业量保持不变,而女性就业量减少了(L5-L7),劳动需求方的劳动总需求净减少了(L5-L7)。劳动需求方可以用资本或技术来替代这些被减少的劳动力或者是纯粹的减少劳动力的行为,原因可能是长期中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导致劳动需求方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主动缩小生产规模,或由于技术的进步导致资本或技术对劳动力的逐步替代。
总之,无论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期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都可能带来劳动成本上涨的预期,在该预期下,劳动需求方可能会采取适当的劳动需求调整手段来应对劳动成本上涨的压力。在此过程中,对于那些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女性劳动者来说,存在失去现有岗位而被挤出的风险。
虽然最低工资标准存在影响就业性别差异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但最低工资上涨对整个社会就业可能影响并不明显,不过对于某些易受最低工资影响的部门和群体来说,就业性别差异的变化就可能增大到可观察到的程度,如低收入部门和高收入部门相比、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相比、女性和男性相比、低技能工人和熟练技能工人相比等。但是对于就业变化结果来看,我们并不能先验地判断劳动是流入还是流出、增加还是减少,因为工资的上涨使工作更具吸引力而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但同时工作的岗位数可能会下降或增幅放缓,因此结果还难以准确判断。这导致从行业分析来看,可能存在最低工资影响结果的分化。尽管如此,就业性别差异的存在还是在一些行业、地区、年龄段被观察到,这种性别差异的扩大的原因部分来自于最低工资上涨引起的社会平均劳动成本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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