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老板悖论：重在落实企业管理责任

在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企业经营是老板的专属工作。企业老板在经营企业中最容易陷入十个认知误区：信仰、诚信、信任、承诺、激励、约束、责任、分享、角色、文化。这些认知误区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存在，但是如果出现在企业老板身上，则不仅关系到客户，关系到合作者，也关系到企业员工，影响面非常广泛，因此我们称之为“老板悖论”。

信仰，是目前中国严肃的社会问题。企业老板如果没有高尚的信仰，就会对一切缺乏敬畏之心，就会无视社会道德，就会藐视法律法规。现在一些老板信仰的是权力、信仰的是金钱，信仰的是潜规则，信仰的是无孔不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完善，一些企业老板热衷结交政府官员，一是为了寻找权钱交易的机会，二是为了给自己增加安全感。有些老板一面痛骂中国人没信仰，一面又不断突破道德底线。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东窗事发，必是满盘皆输。锒铛入狱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一定不是这些企业老板的初衷，但是他们没有信仰，没有敬畏之心，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诚信，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是指诚实不欺，讲求信用，言行一致。简而言之就是守诺、践约、无欺。“诚”是从天道而言，“信”是从人道而言。孟子曾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虽然中国历史上从商者一直地位不高，位列“士农工商”之末，但是诚信经营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比如“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中国生意人一般喜欢供奉关公像，就是因为关公是“忠、义、信、智、仁、勇”的化身，也是生意人所信奉的生财之道。忠，就是忠诚；义，就是讲义气；信，就是守信用；智，就是有智慧；仁，就是仁义；勇，就是勇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商人都明白，只有讲诚信才能财源广进，生意兴隆。在市场经济社会，诚信更是第一法则。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前提。

凡是去过同仁堂药店的人，都会看到店内的一副对联：“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同仁堂历经300余年沧桑而屹立不倒，从一家普通的药铺发展到现代化的医药集团，依靠的就是诚信经营的原则。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曾经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信用差是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不讲诚信，人们没有安全感，怎么会痛痛快快地花钱呢？诚信经营本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根本。在诚信缺失的市场环境中，不讲诚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如果都不讲诚信，大家的利益都没有保证，最后整个体系中就没有真正的赢家。目前的悖论在于，很多老板自己不讲诚信，却反而要求别人讲诚信，丝毫不反思，不自责，不寻求解决之道，是目前企业界的一大顽疾。2004年，任正非在华为干部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诚信问题：“公司将加强全体员工的诚信教育。诚信的本质在于责任，一个有使命感、责任心的员工，是不会否认诚信文化的。华为十几年来铸就的成就只有两个字——诚信。对客户的诚信，对社会、对政府的诚信，对员工的诚信。诚信文化是公司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尽管公司不断有人，包括极个别高级干部，背离诚信，做出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但公司员工的绝大多数是相信这一文化的。这种诚信文化创造的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司要建立员工的诚信档案，为选拔培养更多的优秀干部打下一些基础。”2015年年初，任正非在华为品牌战略与宣传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品牌的核心是诚信，是我们为客户提供的质量、服务与竞争力的提升。”更是把诚信提升到企业品牌核心的高度。

信任，本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心理认可关系。每一个老板都喜欢给员工描绘蓝图，描绘愿景，希望员工对企业信任，对老板信任，能够忘我地为企业奉献。同时，又把控制权放在第一位，对下属不信任，不放权。一个人做事，多个人复核。各个岗位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备份，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曾经让IBM惧怕的王安电脑创始人王安只信任自己的家族成员，对家族以外的员工从不信任。虽然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教育，但是却不相信美国的公司制度。他曾多次表示，“因为我是公司创始人，我对公司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的子女有机会证明他们管理公司的能力。”在这种极端的思维模式下，王安电脑的昙花一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承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法律的环境下，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作为老板，轻易许诺而不能兑现会形成严重的信任危机。对客户的承诺做不到，不仅会导致法律纠纷，还会让客户远离；对员工的承诺做不到，员工就会对企业失去信心。久而久之，企业的倒闭是迟早的事情。很多企业老板都喜欢拍着脑袋做决策，拍着胸脯做承诺，最后拍拍屁股不认账。

激励，是为了促使企业良性发展而采取的刺激性措施，以牵引员工能够高绩效地开展工作，以有效达成企业经营目标。激励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只有保持激励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才能真正形成高绩效的工作氛围。如果因为年初对市场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制定有诱惑力的激励政策；到了年中发现市场形势好转，又尽量往低调整；最后年终兑现时，找出种种理由不能据实兑现。这样的企业，会给员工一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感觉，真正优秀的人才一般会选择离职走人。(www.xing528.com)

约束，是为了企业健康发展制定的一些限制性措施。但是，中国很多企业的问题在于，约束性的政策往往只针对员工，不针对老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比如有些企业规定，员工亲属不能进入公司工作，以防形成裙带关系，结成黑色利益链，对公司经营不利。但是，老板的亲属却不受此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违反规定，占据各个重要岗位。这种特权思想，从社会领域一直延伸到企业领域，是很多中国企业老板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即使是华为公司，也有很多员工对任正非的亲属可以进入公司工作，而普通员工却被明令禁止有非议。比如最早负责华为海外业务的张贯京，在其著作《华为四张脸》中就对此深为不满。虽然任正非因为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有自己难言的苦衷，但是这的确是华为的缺憾之一。

责任，是一种对自己行为的担当意识。敢作敢当一直是中国人推崇的行为法则。世界上并没有完人，也没有圣人，人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任正非就讲过，从泥坑里爬出来的人就是圣人。意思是圣人都是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以后磨炼出来的，没有人天生就是圣人。企业老板是最高决策人，应当勇于承担决策的责任。任正非曾经在要不要发展小灵通业务方面决策失误，也多次公开承担失误的责任，甚至还自我要求降薪以处罚自己的失误。企业老板不是皇帝，说出来的也不是“金口玉言”。但是一些企业老板往往有一种“皇帝情结”，容易在往日的成功面前迷失自我，要么极度自负，要么蛮横霸道。有了成绩就归结为自己的英明领导，出了问题就是下属的愚蠢无能。一句话，自己是企业老板，所以要唯我独尊。其实，世界已经进入信息互联网时代，财富的创造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昨日的“草根”通过逆袭，也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今日的明星企业，也可能因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转瞬间轰然崩溃。所有的企业老板都必须睁开眼睛看世界，不能再生活在自我的幻觉里，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徒留笑柄而已。

分享，不仅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智慧。任正非出身贫苦，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作为长兄的任正非从小就形成了“要活，大家一起活”的人生观。创建华为之初，让包括一线基层工人在内的80%以上的员工都持有公司内部股票，分享公司发展带来的收益，也是任正非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悟出的人生道理。任正非的思想智慧和独特的利益分享机制成就了华为，华为的成功也反过来成就了任正非。老子曾说“欲先取之，必先予之”，这也是企业经营之道。很多企业老板学习任正非，只是看到了任正非今日的成功，却无视任正非成功背后的思想智慧。说到底，还是魄力不足，胸怀不够，缺乏人生大智慧。如果用两个字来表达，就是还没有超越人性中的“贪”和“私”。私心太重，过度贪婪，就不会愿意与人分享，也不会成就大事业。抱着这样的心态学习华为的经验，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

角色，是每个人在组织或群体里的身份。老板本是企业的经营者和决策者，应该致力于企业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的工作。但是很多老板并不能认清自己的角色，甚至经常出现角色错位。比如，该决策的不决策，不该决策的乱决策；比如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亲力亲为；比如经常越过中层管理者直接指挥基层。如果企业还在创业初期，组织机构不完善，老板一个人兼任多种角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企业已经形成规模，管理团队已经完备，那么老板的角色意识不清晰就经常会让下属无所适从，甚至形成“问题上交，责任也上交”，管理层只做传声筒，无所事事的状态。造成这样的局面其实吃亏的还是老板自己。

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企业文化。企业界普遍认为，老板没文化不可怕，企业没文化很可怕，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企业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随时都可能垮掉。如何创建企业文化？无论公司墙上贴多少标语口号，无论企业报纸上登多少宣传文章，归根结底，员工还是看老板怎么做。老板不仅是企业文化的活灵魂，而且是企业文化的践行者。如果仅把企业文化对内作为管理员工的工具，对外作为企业的宣传策略，那是不会长久的。换句话说，在企业文化方面，老板可以是导演，也可以是主角，绝不可以是观众。华为的企业文化非常成功，主要是因为任正非的身体力行。华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任正非从不参与任何与客户无关的社会活动，也不接受任何政府的职务；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任正非也是率先垂范，一辆二手“标致”轿车开了很多年；华为提倡“自我批判”，任正非也是一马当先，勇于在全体员工面前坦承自己的错误并自我处罚。如果老板把自己置身于企业文化之外，只愿意定规则，做裁判，而不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则这样的文化很难得到员工的认同。

[1]一种音频压缩技术，这里指的是MP3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