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哲学救中国：王国维的启示

2012年7月2日，任正非和华为“2012实验室”干部与专家座谈。“2012实验室”是华为专门搞创新基础研究的部门，名字的由来是任正非看了美国电影《2012》说以后信息爆炸会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想生存下来就得造方舟，所以“2012实验室”也称为“2012诺亚方舟实验室”。在谈到基础研究时，任正非希望华为员工要耐得住寂寞，同时用了很长时间谈论文化和哲学思想问题。

“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整个欧洲社会，它们在哲学体系上搞清楚了。它们几百年几乎没有动乱过。而我们的价值观没有统一，哲学观点没有统一。今天重新纪念王国维是来源于王国维这句话，是因为他对中国洋务运动的批判，中国应该先搞哲学，来改造人们的思想，国家才能有新的机制和体制产生。”

王国维是近现代著名学者，位列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首。王国维生活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经历过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历史巨变。在清末危局之时，王国维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并认为西方先进思想的根本是哲学思想。他提出救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造军舰、去开矿，而是要学哲学。他大声疾呼：只有学习哲学，中国人的思想才会转变，方法才会转变，处理问题的角度才会转变，这样中国才有希望。1903年6月，王国维在我国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哲学辨惑》。文章是针对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清朝大臣张之洞哲学谬见的反驳。他认为，哲学不是一时之用，而是万世之用，所以其价值不能以有用无用来衡量。哲学非小用，而是有大用。人心一日尚存，哲学一日不亡。如果说有用，政治、实业的目的是追求生活之欲，是当下看起来最有用的。哲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真理是引领时代的，所以与当下有些不相容，看似无用。

王国维当年提出“哲学救中国”和他所处的环境及其人生阅历有直接关系。他并非认为政治和实业不重要，只是认为二者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他提倡学习哲学，但并不期望人人都是哲学家，只是期望大家改变思想。他在文章《哲学辨惑》中炮轰张之洞，不仅因为他认为张之洞对哲学有偏见，更是由于拥有西方先进战舰的清朝在甲午中日海战中依旧惨败。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任正非，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企业的总裁，以实业家的身份对王国维“哲学救中国”思想给予如此崇高的评价，不由让人赞叹不已。由此，他与王国维跨越时空的思想交汇也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其实，实业家与哲学家本来是很难有交集的，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人生追求，从思维模式到行为模式都有显著的区别。而从张之洞诟病哲学到任正非推崇哲学，不仅体现了实业家的进步，更是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在中国的邻国日本，与王国维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但略早于他的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于1885年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他认为：“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福泽渝吉大力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同时也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深深刺痛了像王国维这样的有识之士的心，他们也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只有改变思想，才能改变国运。

历史的车轮一直滚滚向前。20世纪中期，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在他27岁时创办了京瓷公司，52岁时又创办了KDDI通信公司，并使这两家公司共同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行列。2010年稻盛和夫出任已经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董事长，不但使之起死回生，还使其于2011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重新上市，演绎了世界航空界的传奇故事。

稻盛和夫在经营企业的同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稻盛经营哲学。他成功发扬了源自中国的儒释道精神，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和人本主义精神，融会贯通，并身体力行，将之成功地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之中。与一般企业家不同，稻盛和夫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坚持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创办了“盛和塾”培养年轻企业经营管理者，使稻盛经营哲学逐渐风靡世界。

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深受我国明朝思想家王阳明的影响，主张“以心为本”，提倡“作为人，何为正确”的价值观，推行“人本”和“利他”思想，呼吁“敬天爱人”。稻盛和夫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边界，延伸到人类哲学和文化的深邃之处。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神供奉着的庙宇。”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中江兆民就说过：“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没有哲学。”长期以来，日本从中国学习并吸收了众多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比如孙子兵法，比如儒释道精神，比如王阳明在日本至今仍然备受推崇等。在西方文明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像福泽渝吉这样的思想家，提倡教育，大力变革，使日本走向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作为其民族文化的一些传统，比如集体本位主义、武士道精神等也保留了下来。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是一个缺少反思与理性的民族，也是很难走得更远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哲学家中村元等人曾经大声疾呼：“日本应该有自己的哲学。”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阴魂在日本仍然无法散去，现代的部分日本人依然缺乏足够的理性来反思那段罪恶的历史。反观德国，通过反思不仅走出了纳粹的阴影，也重新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在这背后，德国深厚的以理性与逻辑为基础的哲学文化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稻盛和夫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并推广他的“敬天爱人”经营哲学，即使有宣传企业的目的，无疑也是值得尊重与敬仰的。

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一种宗教哲学，孔子算不上思辨哲学家，儒家思想也只是道德哲学。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者时，他们所谓的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历来中国哲学家针对黑格尔的观点给予了很多回应与批判，我们也无须特别在意。不过，黑格尔的观点表明了东西方哲学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哲学上的不同也反映在有着显著区别的东西方文化上。哲学与文化的不同使得东西方在历史的发展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这恰恰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中国学者牟宗三认为：“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即慧命所在。”中国传统哲学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然性、经验性和非历史特性等特征。如果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是个体本位的，具有内在创造性和超越性；中国传统文化则明显具有自在自发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鼎盛的时期，按照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的说法，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期”，中国、印度和西方共同奠基了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

哲学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而且还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众多学者如张岱年、季羡林、李宗桂、成中英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与西方文化注重分析的特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注重综合的思维模式。季羡林曾经指出：“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征是综合，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征是分析。”分析思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综合思维缺乏对具体事物之独立实体地位的关注。注重综合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内在统一的，与追求“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的中国文化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形成了中国文化宽和与融通的雍容气度，比如中国文化对作为外来异质文化印度佛学的接纳与包容，并没有伴随着西方式的大规模宗教迫害或宗教战争；另一方面，重综合轻分析的思维模式导致了自然科学在中国相对缺乏成长与发展的环境。

任正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企业家，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你很难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曾经患过抑郁症的孤独者，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企业总裁。他经常对华为高管疾声训斥，也苦口婆心告诫员工“不要做一个完人，因为做完人很痛苦的”。他不但有质朴实干的一面，更有仰望星空的一面；他从来都不是神，他只是他自己。在他眼里，华为不是成功企业，外界只是在雾里看花，对华为做了过度解读。他不仅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立足实践的思想者。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带领华为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华为发展初期。这个时期的华为还处于艰难生存与力求发展的阶段，任正非创造性地把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思想融合到华为的经营管理中，以至于《IT经理世界》杂志曾经刊文称任正非是“泛毛泽东主义者”。华为成长初期面临的生存环境无比严峻，为了在跨国巨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任正非运用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哲学思想，先从国外通信巨头当时无暇顾及的三线城市入手，逐步抢占市场份额，扩大企业生存空间。在这一时期，他的企业哲学思想隐含在他的一系列讲话中，比如《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自我批判中进步》以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

第二个阶段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和工具，“削足适履”的时期。这个阶段华为已经解决了初期的生存困境，进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任正非不断走出国门，考察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他不仅写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北国之春》《冰岛随笔》《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竞争方式，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等一系列文章，而且不断与西方管理咨询公司全力合作进行管理变革，与Hay和CRG公司合作引进了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IBM公司合作引进了IPD（集成产品开发）与ISC（集成供应链）管理体系，与PwC合作引进了财务管理体系，与FhG（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合作引进了生产工艺管理体系。为了破除学习与变革的阻力，任正非不惜用“削足适履”来比喻华为进行的管理变革，强力推进，不计代价，确保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华为落地。

第三个阶段是融会贯通并形成华为独特的企业哲学时期。2005年华为经过八年屡败屡战的国际化道路，海外收入首次超过国内收入，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企业。2003年任正非在华为内部干部培训班上发表讲话《在理性与平实中存活》，认为企业的生命不是企业家的生命，要建立一系列以客户为中心、以生存为底线的管理体系，而不是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决策制度。“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公司发展的微观模式就是一部分有效和谐的方法论，完成企业管理诸元素从端到端、高质、快捷、有效的管理。这些思想与2000年任正非以“无为而治”为题要求华为高层管理者写命题作文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显然已经走出了当初的思想混沌状态，有了明确的目标。在华为“2012实验室”的讲话，则标志着任正非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思考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人的命运的联系，明确提出了哲学改变思想的课题，这也意味着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形成。

任正非企业哲学思想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www.xing528.com)

1.浓郁的军事风格

任正非作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技术兵有过近十年的军旅生涯，南下北上，东奔西走，曾经获得过众多奖励和荣誉。军队的经历使任正非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军事风格，而这种军事风格的思想也恰恰契合了“商场如战场”的企业生存环境。华为经营战略中的“农村包围城市”“压强原则”，组织机构中的“片联”“地区部”“重装旅”，企业文化中的“狭路相逢勇者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等都是军事风格的体现。在任正非的讲话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统帅”“将军”“正规军”“土八路”“新兵蛋子”“炮火”等军事词汇。

军事词汇的使用还只是表象。从华为的发展历程来看，任正非的确是把经营管理企业作为统军打仗来对待的。他把战争的知识和理论应用到华为中，且在谋略、布局、团队、士气各方面都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活学活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而且也学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思想和乔良的《超限战》理论。他把自己多年养成的军队作风融入华为的企业文化之中，使华为成了一个像军队一样目标统一、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高效企业组织。

2.强烈的危机意识

从1987年创立时的小作坊到2014年世界通信制造业的领头羊，27年的华为发展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但是伴随着华为成长的不仅是欢呼与喜悦，更是如影相随的死亡威胁。这个死亡威胁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内心深处。

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来自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任正非与他们还不同，他的危机意识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身心，甚至近乎偏执。在《华为的冬天》中，任正非这样表达他对危机的认识：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在任正非那里，华为发展越快，规模越大，他的危机意识反而更强烈。他也曾向员工描绘美好的未来，创立之初就豪言华为会“三分天下”；他也发出过“要敢于超越美国公司，最多就是输”的怒吼。但是华为27年来他说得最多的却是“冬天”“萎缩”“失败”“破产”“死亡”等冷冰冰的字眼。于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天天疾呼“死亡”与“破产”的华为不仅活得很滋润，而且登顶世界通信制造业；天天高喊“百年基业”与“世界一流”的众多企业却早已折戟沉沙、销声匿迹了。

3.深刻的融会贯通

任正非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出差期间必带的物品就是书籍。他技术出身，知识面广，胸怀远大，眼界开阔，富有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智慧，比如“无为而治”“利出一孔”“深淘滩，低作堰”，也可以看到近代毛泽东思想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农村包围城市”；不仅可以看到古希腊神话中的丹科，而且可以看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雄人物“蓝血十杰”。不仅可以看到“凤凰”“乌龟”“狼狈”，还可以看到“黑寡妇”“猫头鹰”甚至是“眼镜蛇”；至于“青纱帐”“土八路”“炮楼”等更是比比皆是。

2003年，华为曾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世英教授、韩水法教授、李中华教授和王博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庞朴教授、余敦康教授和原海军政治学院的吴琼教授为华为总监以上干部做哲学培训，讲授“西方现代哲学论和谐相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周易与思维方式”“无用之用——老庄的智慧”“说无谈玄”“回到轴心时代”“战争指导规律与大战略”等课程。任正非本人也亲自听课并与老师们热烈互动。授课以后华为更是把培训录像制作成光碟在公司内下发学习，并向华为的客户赠送。在授课中，年逾古稀的庞朴教授曾问任正非，为什么邀请他们讲授和企业经营管理没有多少关系的哲学课程，任正非的回答是要给华为干部的头脑松松土，浇浇水。换句话说就是提高管理干部的哲学素养，开阔视野，重塑思维模式以适应新的挑战。2013年任正非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提出华为未来要建立三个研究所，第一个就是美学研究所。其实美学也源自于哲学，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美学的主导者，比如柏拉图、康德、尼采等人。2015年1月18日，在华为市场工作会议之后进行的文史哲讲座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三智道商国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为与会干部带去了《中国的智慧》讲座，充分体现了任正非在企业哲学思想方面的境界与干部培养方面的良苦用心。

4.超越的义利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义利之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义利观。义指的是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利则指的是物质利益。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儒家强调“见利思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应当“重仁义轻私利”。墨家强调“交相利”。法家则与此相反，商鞅提出“利者，义之本也”，韩非认为要有“计算之心”。总体而言，在义利之辩中，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并重三种说法。企业作为一种功利性经济组织，是以逐利为根本的。因此一般的企业老板都把利作为经营企业的第一要义。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义利观”上实现了超越。他强调企业是功利性组织，企业的使命首先是活下去，如果没有利润，企业就会死亡。企业同时也是社会性组织，必须守法经营、合法纳税、创造就业。他要求华为员工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华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利益的分配上，和一般的企业老板不同，他把个人利益看得比较轻，愿意和员工分享公司发展创造的财富。无论是从华为的股权结构还是华为的薪酬制度上，任正非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分享。一直秉承“要活大家一起活”观念的任正非认为企业赚了钱首先要大家分，大家都有份才会愿意跟着他干。在法律制度还不规范的时候，华为的全员持股制度已经开创了中国企业的先河。目前，任正非在华为个人持股已经不足2%，其余的股份由大多数员工共同持有。也正是由于任正非有如此的胸怀和魄力，华为才集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就了华为今日的辉煌。这是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大智慧，也正是这种大智慧使华为一直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27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成就了华为，也形成了任正非独特的企业哲学思想。当任正非说“哲学改变中国”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已经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华为，而是开始思考华为的未来和中国企业的未来。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学习和批判华为的企业哲学中获得启迪与智慧。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任正非不仅仅创造了华为传奇，而且为中国企业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哲学改变中国”才有可能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