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垂直专业化下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及分析结果

9.11.3.1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总量呈现增长态势。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中国的出口隐含碳出现下滑。分阶段看，在1995—1998年，中国的进出口隐含碳逐步增加，出口隐含碳年均增长5.4%，进口隐含碳年均增长9.4%。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后到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进出口隐含碳迅速增加，其中，出口隐含碳在2008年达到2 540.66百万吨，为历年的最高值，年均增长22.58%；在这一时期，进口隐含碳的年均增长率为21.23%。通过分析净贸易隐含碳可以发现，中国的出口隐含碳一直高于进口隐含碳，中国是对外贸易隐含碳的净输出国。出口隐含碳在国内CO2排放总量中的比重保持上升趋势，尤其在2008年达到42.61%，由此可以发现，出口是影响中国国内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其对国内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也在逐渐增强。

表2　1995—2009年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测算结果

注：出口隐含碳 = 出口产品中的含碳量 - 出口产品中的进口中间品隐含碳；净贸易隐含碳 = 出口隐含碳 - 进口隐含碳。

中国出口产品中的含碳量并非全部源于中国国内的生产过程，进口中间品隐含碳是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出口隐含碳在绝对值上呈现增长趋势，占出口产品总含碳量的比重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90%左右。

9.11.3.2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行业分布分析

表3是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行业分布情况，从出口隐含碳来看，部门1和部门2呈下降趋势，年均分别减少2.58%和3.92%；部门4、部门12～部门14的出口隐含碳较高，尤其是光电设备制造业在1995—2009年为第一大隐含碳的出口部门，该部门2009年的出口隐含碳占全年出口隐含碳总量的32%；部门15的出口隐含碳年均增长率最快，达到21.1%。从1995—2009年各部门的进口隐含碳呈现增长态势，进口隐含碳主要集中在部门18、部门14、部门9和部门2。部门16的进口隐含碳年均增长率为28.1%。在各部门净对外贸易隐含碳上，部门1、部门2、部门8和部门18逐渐成为隐含碳的净输入部门；部门4、部门12～部门14是主要的隐含碳净输出部门，与张为付和杜运苏[15]的测算结论一致，2009年部门14占当年净对外贸易隐含碳的57%；部门7和部门17的净贸易隐含碳比较稳定。

表3　中国进出口隐含碳的行业分布　单位：百万吨

注：因篇幅所限，在此仅列出部分年份的数据。

综上所述，对外贸易隐含碳在行业间的分布不平衡，进出口隐含碳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部门2～部门18），尤其是光电设备制造业呈现隐含碳“大进大出”的状态。与部分文献的测算结果比较发现，部门4，部门12～部门14等的出口隐含碳与进口隐含碳的差别较小，与本节的测算存在差异。本节没有采用中国国内碳排放系数计算进口隐含碳，而是采用进口国的碳排放系数进行测算，因而与传统测算相比本节的测算更贴近实际。(www.xing528.com)

9.11.3.3　中国进口中间品隐含碳分析

图2反映了1995—2009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从1995—2009年，中国获得的出口增加值比重从1995年的84.01%下降到2009年的77.86%，2008年达到最低值74.3%，由此可以反映出国外增加值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呈现增加的趋势。在1998年以后，中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可能的原因是受这一时期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需求不振，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冲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增速明显。从2005—2007年增速明显放缓，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这一指标出现下跌。以垂直专业化水平衡量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可以看出，在中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的背后，伴随着国外进口中间产品投入的不断增长，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逐渐加深。

图2　中国进口中间品隐含碳及出口增加值

碳排放的跨国流动是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进行的。在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流向出口和国内消耗的两部分使进口中间品隐含碳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加。流向出口的进口中间品隐含碳从1995年的17.91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310.65百万吨，年均增长率为22.6%；这部分隐含碳在中国出口产品总碳排放中的比重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10%左右；用于国内消费品生产的进口中间品隐含碳从1995年的52.48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530.93百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7.97%。

中国的出口隐含碳占出口产品含碳量的比重变动不大，基本维持在90%左右，而中国在出口品增加值中的比重则呈现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2001年以来，二者的缺口不断增大，2005年和2006年二者的缺口最大，中国碳排放的比重较增加值占比多15个百分点，即出口产品中91%的碳在中国国内排放，中国仅获得出口产品增加值的76%。从2007—2009年，二者的缺口逐渐收紧，但碳排放占比仍高于增加值比重10个百分点以上。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同时，负担了较高份额的碳排放。表4展示了中国出口品中的增加值和隐含碳在世界其他地区分布情况。从中国出口中的进口中间品来源看，欧元区、北美自贸区、东亚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是主要来源地；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的中国出口增加值比重比较稳定，欧洲的非欧元区和俄罗斯等6国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而且呈下降趋势。其中，从1997—2009年东亚地区占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比重不断增加，2008年达到13.56%。中国出口中的外来隐含碳主要来源于世界其他地区、俄罗斯等6国和东亚地区。其中，从1999—2009年，世界其他地区所占比重最高，2008年和2009年超过了在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对比各地区在中国出口品的增加值及隐含碳的比重可以发现，东亚地区在中国的出口中占有最高比重的增加值，与中国参与东亚分工和地缘因素密切相关，但是该地区负担的碳排放相对较低。中国在参与垂直分工的过程中，由于国内的碳排放水平较高或从事高碳排放的生产环节导致了超过增加值份额的碳排放。

表4　中国出口品中的增加值和隐含碳全球流向　单位：%

注：每一年份首行数据为各地区在中国出口品增加值的占比（计算方法为用于出口的进口中间品价值占中国出口的份额），括号内数据为各地区在中国出口产品碳排放的比重（出口中来自各地区进口中间品的碳排放与中国出口品总碳排放的比值）。

综上所述，比较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得到的贸易增加值和产生的碳排放可以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与主要的中间品进口国相比，中国国内生产的碳排放水平仍然相对较高；二是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较多地承担了高碳排放的生产环节。由此显现出在垂直专业化模式中，中国在超额承担碳排放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等价的贸易利得。对于中国自身发展来说，加工贸易、“三来一补”等早期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虽然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和国内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维持这种贸易模式至少存在两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中国将会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不利于产业升级，难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二是贸易利得和环境责任的分摊不平衡，中国的碳排放责任也会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