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出问题，让团队最高效解决？

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碳排放责任的确定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际社会现行的碳排放责任核算采用的是生产责任原则，该原则在实践中容易引发“碳泄漏”问题，其公平性受到质疑[1]187 - 194[2]955 - 960。对此，学术界相继提出了共同分担原则和消费责任原则[3 - 4]。

在有关碳排放责任划分原则的文献中，隐含碳测算是不同原则比较的基础。根据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隐含碳相关文献可分为3类：一是以多个国家或区域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较广，如威科夫和鲁普（Wyckoff和Roop，1994）[1]187 - 194对6个主要OECD国家的贸易进行了研究，发现在1984—1986年，这些国家通过进口替代的隐含碳约占其总排放的13%；阿曼达和威科夫（Ahmad and Wyckoff，2003）[5]对65个国家进行碳排放分析，发现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挪威、波兰等国是隐含碳的净出口国，匈牙利对外贸易中隐含碳保持均衡，而美国、日本、韩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是隐含碳的净进口国；彼得斯（Peters，2012）[6]则对2004年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发现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隐含碳达1661百万吨，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2%。丛晓男（2013）[7]基于GTAP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核算了全球贸易隐含碳，结果表明全球贸易隐含碳数量巨大，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1/4强，中国等金砖国家是隐含碳的主要净出口国。

二是以单一国家为对象，研究其整体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情况，如谢弗等（Schaeffer and Leal de Sá，1996）[2]955 - 960测算了1970—1993年巴西进出口的隐含碳，结果表明巴西出口的隐含碳远高于其进口量，在个别年份，其隐含碳净出口可占其碳排放总量的11.4%；Sánchez-Chóliz和Duarte（2004）[8]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西班牙贸易中的隐含碳，研究表明西班牙进口和出口的隐含碳排放分别占其碳排放总量的36%和37%左右；克拉特那和迈耶（Kurt Kratena and Ina Meyer，2007）[9]分析了奥地利进出口贸易，发现奥地利进口隐含碳高于出口隐含碳；迪茨伯策（Dietzenbacher，2012）[10]使用一个三重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2年中国对外出口隐含碳，发现如果不区分加工贸易和正常出口，出口隐含碳会被高估60%；而苏和安（Su and Ang，2013）[11]对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的分析表明，基于非竞争性进口假设的测算结果要小于基于竞争性进口假设的测算结果。

三是单一国家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研究，这一方面，中美双边贸易隐含碳备受研究者的关注。沙伊和哈里斯（Shui and Harriss，2006）[12]对中美贸易隐含碳的测算表明，在1997—2003年，中国碳排放的7%～14%是由美国消费引致的，中美两国贸易使得全球碳排放增加了720 百万吨；许（Xu，2009）[13]研究发现，2002—200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隐含碳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8%～12%；吴英娜和姚静（2012）[14]对中美贸易的研究表明，在2000—200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隐含碳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18%～20%，而美国向中国出口隐含碳仅占其碳排放总量的2%～3%。此外，尤和休伊特（You and Hewit，2008）[15]讨论了中英贸易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闫云凤（2012）[16]则对中欧贸易隐含碳进行了研究。(www.xing528.com)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近年来碳排放增长迅速，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09）的统计显示，2007年以来中国的CO2排放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尽管人均碳排放量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中国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已经成为气候谈判各方关注的重点，中国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出口隐含碳一直高于进口隐含碳[17 - 19]，这意味着中国排放的CO2中有相当部分内嵌于出口产品，用于满足外国居民的消费需求[20]。有鉴于此，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隐含碳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中国贸易隐含碳进出口的具体情况，可以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策略提供参考。

中国和日本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隐含碳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刘（Liu，2009）[21]运用一个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1990—2000年中日贸易隐含碳的变化，发现中国对日本出口隐含碳于1990—1995年一直在增长，而在1995—2000年却不断减少。董（Dong，2010）[22]采用投入产出法和指数分解分析（IDA）研究了中日贸易隐含碳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现出口规模的增长是隐含碳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急剧下降的碳排放系数消减了1995—2000年对日本出口的隐含碳。王菲和李娟（2012）[23]在测算中日贸易隐含碳的基础上，进一步用SDA模型分析了中国出口隐含碳变化的驱动因素。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节对1995—2009年中日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和因素分解。相对于前人的研究，为了使测算结果更加准确，本节做了以下改进：（1）在测算中考虑了工业过程的碳排放；（2）在出口隐含碳的测算中，剔除了进口中间品的碳排放；（3）延长测算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