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准入与规范复杂性：挑战因素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因素也在阻碍我们成功。首先是中国的市场准入存在一定难度，现在，在美国，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

在构建科技市场准入壁垒的竞争中，各国的表现都不一样。但只有摒弃这一策略，以此为代价，才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贸易代表持续而坚定的关注下，美国通过多边和双边谈判的组合拳为本国科技行业打开了世界各国的市场。

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但很多产品要想在中国上市，就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办理许可证。即使获得许可，美国科技公司也经常发现，只有通过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供货，大客户才会购买和使用某项技术。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科技领域的合资企业仍然面临很多困难。信息技术变化迅速，往往涉及大量的复杂工程，同时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发展，所有这些都需要营销、销售和支持等方面进行不断变革。在一个连大型收购都经常失败的行业，合资企业的做法效果更差。而且这还没有算上跨国家、跨文化、跨语言工作的复杂性。

哪怕服从约定俗成的惯例，通过合资企业进入市场，也会让企业看起来像是一个必须背着装满重物的背包参加比赛的越野跑步运动员。一个人要能赢得这样的比赛，无异于三生有幸，更何况你的对手是优秀的本土公司，因而让这场竞争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简而言之，通过合资企业为中国提供服务的规定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而且通常行之有效的市场准入壁垒。

不过，中美之间的科技麻烦远远不止市场准入的问题。鉴于信息技术在广泛交流、自由表达和社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以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方式规范其使用。对于任何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来说，进入中国市场都需要经过从国家到地方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的一系列监管程序。中国关注公共秩序，而西方更强调对人权的承诺，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由此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解决，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源还要更深，可以一直追溯到双方截然相反的哲学和世界观上。因此，理解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非常重要。

2003年，密歇根大学的理查德·尼斯贝特教授出版了《思维版图》^[2]一书11。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这些问题体现了已经延续2000多年的不同而深刻的哲学传统。一般来说，美国人的思想部分源于古希腊发展出的哲学，而中国人的思想则建立在孔子及其追随者的教诲之上。2000多年来，这些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流行、最有影响力，同时也大相径庭的两种思维方式。

几十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很多会议，但只有北京，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政府的讨论有时会明确地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历史经验。如果说得具体一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的时代。

亨利·基辛格指出，中国将其千年文明延续至今归功于“中国平民百姓和士大夫信奉的一整套价值观”^[3]11。基辛格研究中国花的时间可能比20世纪任何其他美国官员都要多。正如他所观察到的，儒家思想依然影响当今中国人的价值观，而孔子在秦朝建立之前两个多世纪就已去世。他的教诲包括施仁政、好学，追求和谐大同，其基础则是对社会行为进行等级制度的规范，人的首要义务是“恪守本分”12。

另外，正如尼斯贝特所述，希腊哲学仍然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基础。虽然与儒家好学思想一样，它也主张对外界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但却建立在一种不同的个人意识的基础上：一种人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事”的意识13。而根据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的进一步阐释，古希腊人对幸福的定义就“包括在追求生活的极致中可以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才智”14。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些根本性的差异也使得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人们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变得更加重要。虽然说回避问题很容易——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但这样做并不会消除差异。(www.xing528.com)

2018年夏，我们得到了一个机会，在北京对这些差异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当时我们在亚洲出差一周，并且比计划早到了一些，在一个酷热的周日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这项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已经传承数千年的哲学和宗教传统之间的对立和统一。

那天早上，我和微软团队先去了龙泉寺。龙泉寺是一个由多层木石结构的小楼组成的建筑群，寺庙的屋顶连绵成片，蔚为壮观。这座寺庙始建于辽代，地处北京西郊的凤凰山自然公园，园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被当地人称为“城市之肺”。此处清幽宁静，周围山溪环绕，蝉鸣一片。我们沿着蜿蜒的小路，穿过花园，一路上意兴盎然。不过，更让我们开心的，还是主人向我们展示的他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项目。

正如贤信法师向我们解释的那样，寺院致力于佛教教义和传统与现代世界的融合。他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没错，这是一位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的佛教僧侣。他向我们展示了龙泉寺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正在数字化数千册古代佛教典籍，并介绍说，僧侣们使用机译技术，用16种语言与世界各地的人分享他们的成果。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些教义获得了新的发展。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北京市中心，会见了一位名叫何怀宏的教授，他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之一。何教授在北京大学工作，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伦理变革的书15。即便是粗粗一阅，这本书也让人感到，“当代中国无思辨之活力”一说至少在某些领域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讨论了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伦理道德和哲学问题，以及世界各地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令人吃惊的是，何教授甫发高论，便与尼斯贝特在15年前那本著作开篇所表达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他说：“在西方，人们更多地相信进步是一条直线，科技不断向前发展，对持续改进持乐观态度。”

正如尼斯贝特所指出的，西方国家的人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目标上，并且相信如果你能全身心地投入去推进它，就能改变周围的世界。这是企业家进取精神的一部分，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使硅谷从一个地名化身为推动创新的一种态度。

何教授说：“在中国，我们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周期性的。我们相信，如同黄道十二宫一样，生命也是一种轮回，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一切都会回到它的原点。”它让中国人在瞻前的同时也要顾后，更加关注整体而不是某个单独的部分。

正如尼斯贝特所解释的那样，太平洋有多大，太平洋两岸的人对同一幅影像的看法差距就有多大。如果拍一张丛林中老虎的照片，美国人更倾向于关注老虎，关注它能干什么，中国人则更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丛林上，以及它对老虎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说有错，而且将两者相结合恐怕才是最有价值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的诸多差异，也导致中美两国社会对新技术的看法和监管大为不同。美国人本能地要与政府保持距离，只有这样，一只年轻的“科技老虎”才能成长、改变、变得更强，积极乐观地实现它所能实现的成就。中国人则更快地应对“科技老虎”所居住的“社会丛林”，包括织就一张政府监管的大网，来管理“科技老虎”的活动。

这是一个额外的维度，有助于解释中国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语言障碍。科技公司与全球人权组织并肩合作，鼓励有关隐私保护和言论自由的国际准则得到遵守。但在某些时候，国际社会对这些准则的支持程度还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那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均对此普遍支持。有时这里面会牵扯非常复杂的讨论，骨子里感觉就像是某种讨价还价，不仅是围绕政治路径，而且也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两种世界观的选择。

如果只是哲学观点的分歧，那么问题还不算太复杂，关键是过去10年的网络安全问题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可以想见，美国政府自然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强烈反应，不仅包括对黑客攻击的担心，对中国硬件制造商华为的担心。而当斯诺登披露了一张美方人员篡改思科路由器的照片之后，形势又出现了反转16。自那以后，两家公司都在努力恢复自己在对方市场上的声誉，但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