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移民难题：保障移民法规与边境安全

长期以来，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科技行业面临的难题。一方面，移民对于美国保持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不可或缺。如果美国没有吸引到世界上众多极其优秀和聪明的人来到全美各地的顶尖大学工作或者科技中心生活，它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全球信息技术的领导者。

当年，尽管美国西海岸的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硅也只与沙子有关，但移民已经在创新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美国成功地吸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德国赴美，从而一锤定音地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看到设立曼哈顿项目的必要性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德国的火箭科学家敞开了大门，对美国成为首个将人送上月球的国家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联邦政府对美国各所顶尖大学的基础研究加大投资，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支持美国公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教育3，这些都支持美国发展出一套研究、教育和移民体系，并使其在几十年以来一直引领着全球经济和知识领域的发展。

其他国家也在不断研究这种模式，并越来越多地加以仿效。但是，美国人已经越来越不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对这个模式各组成部分的政治支持开始分崩离析。

迈入21世纪后不久，科技行业在应对移民挑战时就面临着这种日益严重的分歧。多年以来，共和党人一直支持高技能移民，但不支持更广泛的移民政策改革。民主党人愿意支持高技能移民，但前提是将这作为更广泛移民政策改革的一部分。多年来，与两党领导人的探讨几乎总是以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告终，那就是别想看到任何作为。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2016年12月，我和萨提亚飞往纽约，参加当选总统特朗普与科技领袖们在特朗普大厦举行的会面，我们决定在谈话中找到合适的时机和方法来提出移民问题。在讨论刚开始时，萨提亚提到了移民政策对他个人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它在今天为什么仍然重要。不过，其他人并没有对此加以附和，直到特朗普客气地问我们这一群人是否愿意谈谈我们的观点。我们深入探讨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听完这些之后，他告诉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有坏人才会被赶走，”他说道，“所有好人都可以留下来，也可以继续来这里。”谁能对此表示反对呢？但谁又知道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会谈中还与即将就任的白宫工作人员讨论了移民和教育问题。这次讨论带来了一丝希望，但在2017年2月，即总统就职典礼一个月后，这种希望便破灭了。新任总统下令暂停向7个伊斯兰国家发放签证。在美国各地，人们聚集在机场抗议以宗教为理由针对某些国家。在微软，这项禁令影响了140名微软员工及其家庭成员，其中包括十几名当时恰巧在国外，无法返回美国的员工。

整个科技行业对于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站在哪一边都毫无疑问。我们要和我们的员工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的部分员工及其家庭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会帮助他们度过这场危机。

几个小时内，华盛顿州检察长鲍勃·弗格森决定提起诉讼。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试图制定一条战略路径，此时亚马逊深思熟虑的总法律顾问大卫·扎波尔斯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4。随后的周日下午，我组织了一次电话会议，我们与苹果、亚马逊、脸书和谷歌一起，决定共同寻求科技行业的广泛支持，并提交一份意见陈述书。

尽管旅行禁令激起巨大的反响，但我们仍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并能找到回旋余地。2017年6月，萨提亚和我前往白宫出席了另一场有科技行业领袖参加的会议。这是由微软前首席财务官克里斯·利德尔计划的一系列会议中的一个，他在贾里德·库什纳的领导下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使联邦政府现代化的举措。我参与了一场畅所欲言的讨论，寻求制定一个更广泛的突破性移民方案的可能性。虽然白宫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然而，到9月初，白宫以及整个国家显然即将在移民问题上踏上一条不归之路。新的问题是，总统是否会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计划），这将彻底击碎超过80万年轻梦想家的美国梦，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员工。我们尽力敦促各方达成妥协，在解决边境安全问题的同时，能够保留DACA和其他关键移民法规不受影响。

这些努力全部化为泡影。在最终决定宣布前几个小时，我和白宫的人进行了交谈，前景看起来越来越不容乐观。我和微软的首席财务官艾米·胡德讨论了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我们的DACA员工。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并得到了萨提亚的批准。就在总统宣布决定废除DACA计划时，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微软成为第一家承诺为受到影响的员工提供法律辩护援助的公司。正如我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如果联邦政府想要驱逐我们的任何一位DACA员工，“它必须先越过我们”5。随后，我们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及其一名学生，共同提起诉讼，反对废除DACA6。

在许多方面，废除DACA的决定为随后的每一次移民政策讨论设定了基调。人们首先会讨论妥协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一切灰飞烟灭。不过，这其实也延续了一个已经存在10年的模式。小布什总统在其第二届任期内试图通过全面立法，以打破移民问题僵局。奥巴马总统也在第二届任期内进行了尝试，而参议院也在2013年通过了一项全面法案。但最终，僵局是这个问题的唯一赢家。

然而，现在的辩论更加尖锐。各个派别都能轻而易举地退守其最核心的政治主张，变本加厉地迎合其基本盘的诉求。这种策略学起来不难，做起来也容易，但它造成的唯一问题是，人们根本没有机会达成任何结果。(www.xing528.com)

抛开万众瞩目的政治问题不谈，我们有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监管领域，各方经常会就某个问题僵持不下，并最终变成一场必然会有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的零和游戏。这种情况往往会演变成长期的僵局，最终大家都一无所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有时需要扩大挑战面。我在谈判中一直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绝不让谈判局限于只能产生一位胜利者的某个问题，即使这意味着要先暂缓处理其他一些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相反，应扩大讨论范围，把更多的问题摆到桌面上，创造更多交换和让步的机会，并做出一轮又一轮的妥协，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在最后宣称自己是赢家。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它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司解决棘手的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纠纷。

它使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也可以在解决移民政策问题中发挥作用。毕竟，美国需要建立一种真正公平的平衡，兼顾用移民填补新的技术工作岗位和创造更多由美国公民填补的工作岗位的需要。

这是一个既需要原则又需要务实的政治问题。我们已经花了大量时间探讨移民问题，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它最大的政治挑战是，人们认为移民威胁了在美国出生的人可能拥有的机会。在我们雇用员工的许多其他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与贸易一样，大量移民的涌入可能会被视作对国内人口就业的威胁。但移民问题在政治上往往更具争议性，因为考虑到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大量涌入，并带来不同的习俗，移民还被认为会破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

我们在2010年提出了我们认为的最佳做法，当时我们倡导美国采取“国家人才战略”7。我们努力拓宽问题的影响面，从而能够用为美国人创造更多机会的方式推动移民政策。我们的想法是，将签证和绿卡供应的有限增长与移民费用的大幅上涨结合起来，并利用增加的收入，针对新兴工作最需要的技能提供更广泛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这个提议自然还有大量细节需要完善。2013年，一些参议员接受了这一挑战，奥尔林·赫奇和艾米·克洛布查尔共同领导了两党合作，推出了他们所称的《移民创新法案》（Immigration Innovation Act）8。该法案也被称为“I-Squared”（I-平方）法案，采用了我们提出的基本公式，同时也照顾到某些关键国家绿卡严重短缺的问题，并提出了其他一些早该进行的改革。这个法案的大部分条款都纳入了参议院于2013年通过的全面移民法案，但最终止步于众议院。2016年12月，我们在特朗普大厦讨论移民问题时，我再次提出了这种方法。多数科技行业领袖都对此表示支持，但当选总统的幕僚对此明显存在分歧。

I-Squared法案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将筹集资金以支持一个明显变得日益重要的事业。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一项新的紧迫任务，即帮助人民更方便地发展他们需要的技能，以便在基于人工智能和技术的经济中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作为一家科技公司，这是我们在进行招聘时需要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20世纪90年代我们面临的反垄断法律难题使我们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因而对这个问题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自己面对的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1月初，当时每个人都刚刚结束假期回来上班。我们的诉讼团队已经达成了一项原则上的协议，以解决由于输掉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的一场反垄断诉讼而导致的集体诉讼，这是我们所知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诉讼。它覆盖了加州的所有消费者，和解费用高达11亿美元。这将是微软历史上最大的诉讼和解方案。我给当时的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想向前推进此事，然后屏息静气地等待他的回复。

当天早上，鲍尔默穿过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讨论拟议中的和解方案。他十分清楚，几乎所有的企业高管都明白，提起集体诉讼的律师总会确保他们达成的和解方案中包括他们自己的不菲收益。但鲍尔默想知道的是这次和解还包括什么。他像往常一样在我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然后坐了下来，但没有坐到椅子上，而是盘着腿坐在我的办公桌上，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场景。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如果我们不得不花上这么大一笔钱，我希望你确保一些真正的人从中得到一些真正的好处。”我答应他我会做到这一点。

最终的和解方案满足了史蒂夫的要求。微软同意向学校提供代金券，以便它们可以购买新的计算机技术。可购买的不仅限于我们的技术，它可以是来自任何公司（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的软件、硬件和服务。这个方案提供了一个我们将在美国推广的模式，最终为美国各地的学校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代金券。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解决方案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像国内许多人已经洞察到的那样，我们发现，尽管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学校面临的最大技术挑战并非为教室安装更多的计算机，而是让教师具备所需技能来使用这项技术。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教师们面临的最大技能挑战还没有到来，那就是为他们提供学习计算机科学的机会，这是一个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上了高中或大学才刚刚起步的领域。只有先让教师掌握了相应技能，他们才能教授编程和计算机科学课程，而这些课程将决定新一代学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