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就在丹麦宣布设立后来卡思珀·克林奇出任的那个大使职位前一周，我们在微软讨论如何激励科技行业，让国际社会围绕网络安全问题团结起来。我突然想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1949年召集世界各国政府签订了《日内瓦第四公约》，以便在战争时期更好地保护平民。“现在本应该是一个和平时期，我们却目睹这些针对平民的袭击，这难道不是很讽刺吗？”
我们的公共事务负责人多米尼克·卡尔迅速回应道：“也许现在是签订一份《日内瓦数字公约》的时候了。”
英雄所见略同。正如1949年各国政府承诺在战争时期保护平民一样，政府也需要在和平时期保护互联网平民，也许《日内瓦数字公约》能够激发大家对这一需要的期待之情。这个想法也具有现实基础，各国政府、外交官和专注于建立所谓国家间网络安全规范的科技专家已经开展了相应工作。也许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和品牌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与非业内受众交流，要想让我们的想法成为现实，我们需要赢得这些受众的支持。
我们呼吁继续强化国际规则，避免针对和平时期的普通公民、机构或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并更加严格地禁止利用黑客技术窃取知识产权。同时，我们敦促制定更强有力的规则，要求各国政府协助私营部门努力发现、应对这类攻击，以及从攻击中得以恢复。最后，我们敦促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可以调查并公开披露将国家级攻击归因于特定国家的证据6。
2017年，我们在旧金山的RSA安全年会上宣布了我们的想法。此后，一些记者抓住了这个主题，热情地投入到《日内瓦数字公约》的宣传活动7。尽管新闻界总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能够测试新想法可以获得多大程度的接受，但更大的考验在于，各国领导层的政策议题是否会因此发生变化。讽刺的是，衡量人们是否在倾听的一个好方法是，是否有人表示不同意。毕竟，在一个问题如此之多，媒体又如此碎片化的世界里，许多想法很容易就会像倒在荒野中的枯树，再也引不起任何关注。那些位尊权重，整日忙碌的人不可能严肃认真地花时间解决别人平日里的大多数诉求。
我们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在华盛顿特区，最讨厌《数字日内瓦公约》这个想法的人，往往是那些在培养国家进攻性网络能力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官员。他们认为，限制使用网络能力的规则会让美国这样的政府自缚手脚。我们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反对在和平时期对平民进行网络攻击，这才是我们试图限制的领域。退一步说，武器技术的历史也表明，即使美国今天处于领导地位，其他国家也会很快赶上。
他们指出，即便我们制定了更强有力的规则，而美国也遵守了这些规则，美国的对手也未必会这么做。但我们相信，国际规则无论如何都会对所有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为国际社会更加协调地应对网络攻击打造所需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毕竟，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规则，那就谈不上违反规则，也就更难约束这类行为。
像往常一样，我们从这些交流中学到了很多。有些人认为，已经制定了重要的国际规则，我们是在冒险，想营造现有规则无关紧要的认知。他们是对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数字日内瓦公约》是一个长期目标，而它背后的愿景，可能需要10年才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想破坏现有规则。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人员和学术专家更为详细地讨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确认网络空间已经应用了哪些规则，既要加强这些规则的应用，同时也要找出需要填补的空白8。(www.xing528.com)
我们还遇到了另一些人的回击，他们反对跨国公司将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平民，而不是帮助本国政府攻击其他国家的想法。特朗普的某个顾问就在我去华盛顿特区出差的路上对我提出质疑：“作为一家美国公司，你为什么不同意帮助美国政府监视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指出，特朗普酒店集团刚刚在中东和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各开了一家新酒店：“这些酒店会监视住在那里的，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吗？这似乎对家族生意不太好吧。”他点了点头。
至少我们成功地引发了一场新的谈话。2017年6月，萨提亚和我出席在白宫举行的科技峰会，我参加了一场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分组会议。白宫的一位官员事先向我传话：“请不要提及《数字日内瓦公约》的话题。我们希望这次讨论的重点是美国政府的安全最佳实践，而不是其他问题。”
我们走进准备开会的那间华丽的会议室，我一边走一边向他保证，我知道他的意思了。随着讨论的进行，另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甚至都没有和他说过话，突然从桌上探过身说：“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份《数字日内瓦公约》。”
我和那位白宫工作人员交换了一下眼神，耸了耸肩。
随着我们与更多的人讨论《数字日内瓦公约》的概念，我们意识到，提出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像是某种形式的军备控制。关于武器管制规则的公开讨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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