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我们可以学到两个深刻的教训。首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提出的计划可能需要共同推进与相互补充。其次,面临当前的创新科技,我们仍能从过去的挑战中学到很多东西。
有趣的是,美国自建国伊始即面临外国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干涉。一个民主共和国因其自身性质天然容易面临来自国外或国内势力的破坏,这些势力会试图破坏公众信心和操纵公众舆论。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一位早期法国驻美大使,名叫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他于1793年4月初,即乔治·华盛顿总统正式宣布美国在不断升级的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几周之前,抵达美国。热内的使命是赢得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对法国的支持,包括劝说美国加速偿还其对法国的债务,以及让武装私掠船能够从美国港口出发攻击英国的船只。如果需要,他还准备试图发动一场推翻美国年轻政府的行动。
热内的到来引发了华盛顿内阁日益紧张的局面,其中托马斯·杰斐逊同情法国,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同情英国。热内试图直接面向美国公众呼吁,争取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一举动激发并推动了美国两党制的确立,“政治对话充满火药味,街头斗殴司空见惯,多年的友谊也恩断义绝”32。1793年,华盛顿及其内阁成员化解了分歧,团结一致,要求热内被召回法国33。
这个结果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教训。只有当一个共和国内的各方力量能够放下分歧,共同努力有效地应对时,我们才能成功地抵御外国对民主进程的干涉。人们很难记得,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以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就像今天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分歧一样严重。不过,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有力地提醒我们,至少在今天,我们的政治家在面对分歧时不会再诉诸武力决斗。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民主共和国来说,巨大的分歧,甚至尖刻的言辞都是固有的风险和不断的挑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法国不断企图干预美国政治,华盛顿在1796年借他的告别演说警告人们外国影响的风险。他说道:“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37历史学家有时会在权衡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利弊时探讨其演说的含义。但我们还应记住,华盛顿同样更加关注眼前的冲突和外国对美国政治的直接参与,因为他曾亲自应对了这种参与所导致的风险。(www.xing528.com)
当然,在华盛顿发表上述演说后的几百年来,许多事情都已经发生变化。在他的时代,试图影响公众舆论的人会借助报纸、小册子和书刊,接下来是电报、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今天,圣彼得堡一个小小工位上的人可以通过特定的虚假信息,在几分钟内影响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发展。
美国政府本身也曾利用信息技术来告知乃至说服其他国家的公众支持特定立场。其中一些是秘密行动。今天的许多美国人将不会认同美国中情局于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和拉丁美洲采取的一些行动。其他一些则已经是公开行动,包括冷战期间的自由欧洲电台和今天的《美国之音》。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已经习惯于使用技术来传播信息,以播下民主的种子和推进其发展,但现在科技正被用来传播虚假信息和破坏民主。在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根据与基本人权有关的原则,将这些活动分为不同的类别。但在另一个层面,现实政治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发生了变化。直到最近,通信技术似乎对民主有利,并使独裁主义处于守势。现在,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互联网是否为民主国家带来了一种不对称的技术风险,比起富兰克林敦促我们全力守护的共和制政府,独裁政府可以更有效地对抗这种风险。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数字科技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还不完全清楚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和华盛顿所处的时代一样,它要求民主共和国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齐心协力,不仅要跨越党派,还应与整个科技行业以及各国政府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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