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的社交媒体监管建议：应对恐怖袭击和敌对国家挑战

正如他的声明所反映的那样，认识到显而易见的事实并承认监管是必要的，这是一回事，弄清楚什么是有效的社交媒体监管则是另一回事。

在寻求后一个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处于引领者的地位，他就是前电信行业高管，自2009年以来一直活跃于参议院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马克·华纳。2018年夏，华纳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其中包括一系列旨在通过新的法规，从而部分解决虚假宣传行为的提案11。他认识到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一些技术和隐私问题，并呼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正如华纳在其白皮书中指出的那样，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人们对目前社交媒体根据美国《通信规范法》享有的豁免权越来越感到不安。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交互式计算机服务”出版商免于遵守传统出版商面临的许多法律责任，从而部分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例如，在美国，与电视和广播不同，社交媒体服务对在其网站上发布的非法内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12。

但是，互联网已经不再处于萌芽阶段，它今天的影响在全球无处不在。随着敌对国家、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媒体网站进行恶意活动，越来越多的政界领袖加入传统出版商的行列，并质疑社交媒体网站是否应继续享受法律豁免。华纳指出，预计“深层次伪造”或“可以生成伪造的音频或视频文件，从而虚假证实某人说了或做了什么的高级音频和图像合成工具”将会泛滥，因此我们更有必要通过新的法律，要求社交媒体网站担负起严格审查其所发布内容的责任13。

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恐怖行为在社交媒体上被放大，相关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10年后，我们可能会将2019年3月视作一个转折点。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凯文·罗斯所写，3月15日，恐怖分子在新西兰基督城的两座清真寺内屠杀了51名无辜的穆斯林，这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像是第一场网络原生的大规模枪击案，其构思和实施完全遵循了充满反讽的现代极端主义言论”14。如他所描述的，“袭击在推特上被转发，在网络留言板8chan上被宣布，并在脸书上直播。然后，这些视频在YouTube、推特和红迪上被无休止地重复播放，各家平台全力以赴地删除这些视频，但新的复本则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涌现”15。

枪击案发生两周后，我们来到新西兰首都惠灵顿，这是一次酝酿了好几个月的旅行。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以非凡的判断力和优雅处理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危机，她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社交媒体的显著转变。她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袖手旁观，接受这些平台存在，并且不为在它们上面发表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16然后，她特别提到了社交媒体网站：“它们是出版商，而不仅仅是邮递员。它们不可能只要利润，而不承担责任。”17

当我们在新西兰会见阿德恩和其内阁成员时，我对此完全表示同意。这一事件表明，科技公司应该做得更多，其中也包括微软自己的服务，如Bing、Xbox Live、GitHub和领英。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近25年前确立的监管制度突然已似乎不足以应对敌对国家和恐怖分子对公众的威胁。

虽然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支持的攻击者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两者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涉及破坏社会稳定的有意行为，而稳定是所有社会存在的基础。事实证明，在政治上，对上述两种攻击的反应可能会相辅相成，促使政府转向一种新的社交媒体网站监管模式。

尽管对社交媒体进行监管的行动似乎是史无前例的，但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美国曾经历类似情况。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许多努力与20世纪40年代对无线广播内容进行监管的努力几乎毫无两样。

1920年11月，西屋电气公司播出了美国第一个无线电广播节目，宣布沃伦·哈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伍德罗·威尔逊的继任者18。当无线广播第一次走进家庭时，它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奇迹。它通过共同的经历、现场直播、娱乐和突发新闻将世界连接起来。无线电收音机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流行，到30年代末，它已经成为美国83%的起居室的固定设备19。这是无线广播业的黄金时代，这一技术塑造了从美国的文化、政治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20。

随着无线广播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普及，人们对其社会影响的担忧也在蔓延。正如2010年Slat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无线广播节目被指分散了孩子们对阅读的兴趣，拉低了他们的学习成绩，而这两种能力当时被认为是适当和有益的。1936年，音乐杂志《留声机》报道说，孩子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在完成枯燥的学校作业时分一半心思在高音喇叭令人激动的声音上’，并描述了广播节目如何使思想尚不稳定的孩子们心神不安。”21(www.xing528.com)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学者文森特·皮卡德所称的“对无线广播的反抗”22。据他记录，最初无线电广播市场的商业发展模式是提供免费节目以促进销售无线电收音机。到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美国家庭已经拥有一台或多台收音机，无线广播节目的商业模式开始向广告发展。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更准确地说，在他们耳中），广告导致肥皂剧和其他毫无意义，甚至粗俗的节目大量涌现。皮卡德指出：“这种批评的声音出现在基层社会运动，各种新闻报纸的评论和期刊观点，以及普通听众写给编辑、广播公司和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千千万万封信件中。”23

随着公众的不满不断加剧，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46年发布了一份蓝皮书（该报告因其封面为蓝色而得名），旨在将“持有广播许可证的权力与满足实质性公共利益要求的前提相挂钩”24。商业广播公司从政治上对该报告发起反击，并否决了该报告的提议，但这一事件仍然改变了广播业的历史，导致主要的广播网为纪录片提供资金，并改进了其公益节目25。

有些人可能从“对无线广播的反抗”的发展进程得出结论，相信目前对社交媒体的挑战可能同样代表着政治上一个短暂的时刻，不太可能导致长期监管变化。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与无线广播相比，社交媒体引发的问题将造成更大的影响，而不是更小。其原因之一是，目前的担忧，如敌对国家主导的虚假信息和恐怖主义宣传所引发的问题，远比20世纪40年代的庸俗节目引起的争议严重。第二个原因是当前监管建议的全球性。尽管考虑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美国在传统上不愿意对内容进行监管，但其他国家的标准并不是十分一致。

如果对第二点有任何疑问，澳大利亚发生的事件应该能很快打消这种疑问。在新西兰基督城的袭击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和类似网站必须“迅速”删除“恐怖的暴力内容”，否则将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其中包括对科技公司高管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以及面临最高10%公司年收入的罚款26。尽管科技行业的许多人对此表示无法理解，他们认为刑事处罚过严，且法律标准不明确，但该法的颁布表明了全球政治领袖不断累积的焦虑情绪，并清楚地显示从政治方面要求取消网络服务“享受的法律豁免权，并建立新的监管模式”27。

当然，知道我们需要新事物并不代表着我们准确地知道需要什么，这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社交媒体网站似乎不可能遵循传统的纸媒、广播或电视所使用的出版前编辑审查流程。想象一下，如果脸书上的每一张照片或领英上的每一个条目在被其他人看到之前都需要经过一个编辑审查，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它将“摧毁这些模式”，而正是这些独有的模式，使全世界数亿甚至数十亿用户能够上传内容，并将其与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

这是一个需要用手术刀而不是剁肉刀来解决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容易应对的挑战，尤其是在面临政治压力的时刻。2018年，华纳曾鼓励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对话，这部分是为了避免草率的立法，但他从一些知名的社交媒体公司得到的反馈寥寥，有些甚至全无回应。由于担心俄罗斯加大对社交媒体的利用，他提出了一系列更为量身定制的方法。他的一个想法后来被澳大利亚采纳并发展，即强制社交媒体平台阻止用户重复上传非法内容，有效地增加了平台在问题已被证实后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28。在澳大利亚颁布法规两周后，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适用的方案，建议出台新的“法定保护义务，使公司对用户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指定独立监管机构对其予以监督29。华纳还提出了一些想法，将强制社交媒体平台确定账户或发帖的来源，识别虚假账户，并在机器人程序传播信息时通知用户。

如上所述，可能仍有空间提出相辅相成的监管方法，一方面将关注重点缩小到令人反感的特定内容上，另一方面则兼顾更广泛的努力，为用户提供有关这些内容来源的更多信息。后一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解决虚假信息传播问题时，不是着重于评估内容本身是真是假，而是着重于向社交媒体用户提供有关传播者身份的准确信息。这是现代政治广告中采用的常识性方法，即让公众来决定什么是真的，但要让他们在做出决定时清楚地知道这些话是谁说的。在21世纪，我们还要让公众知道说话的到底是人还是自动机器人。

有趣的是，同样的方法也被一个非政府计划采用。这个计划由两位著名的美国媒体人发起，他们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自由派。戈登·克罗维茨是《华尔街日报》的前出版人，史蒂文·布里尔是一位前记者，创办了“美国律师和法庭电视”。他们共同创建了NewsGuard（新闻卫士），依靠记者反馈为媒体创建所谓“营养度标签”，以提供媒体评级服务。

通过一个免费的互联网浏览器插件，NewsGuard会在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包括脸书、推特、谷歌和必应）的链接旁边显示绿色或红色图标，表明一个网站是“努力说出事实，还是有隐藏目的，甚至有意发布虚假消息或做宣传”30。除了对新闻和信息网站进行评级外，NewsGuard还会将发布用户生成内容的平台网站标记为蓝色图标，将那些发布貌似正常新闻，实则是搞笑或讽刺内容的网站标记为橙色图标。那些还没有被审查和评级的网站，则被标记为灰色图标31。

这项努力在早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当NewsGuard团队将服务扩展到美国以外，寻求制定全球有效的评级标准时，但克罗维茨和布里尔的行动速度比政府快得多。在为华纳的提议举行国会听证之前，他们的服务已经启动并运行，该团队还在继续调整和改进业务。作为一项非政府计划，它可以迅速扩展到全球。但它的运作要依赖私人资金以及科技公司对浏览器插件的支持，并最终取决于用户自己是否接受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