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人权：边界不再是限制线

即使一切顺利，也可能出现新的状况，完全摧毁我们在爱尔兰这样的地方存储数据带来的所有保护。举个例子，某国政府可能试图要求一家科技公司向其移交存储在另一个国家的数据。如果没有一套有序的流程来保障人权，那么世界各国都可以寻求越过彼此的边界，包括进入像爱尔兰这样的数据避风港。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认为，一国政府的权力，包括搜查令，都止于其边境。政府有权逮捕人，搜查自己领土内的房屋、办公室和建筑物，但它的人不能冲入另一个国家，带走某个人或抢走文件。它必须通过那个拥有领土主权的政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些时候，有些政府会忽视这一机制而自行其是。这种对边界的不尊重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促成类似最终导致1812年英美战争那样的事件。当时，英美两国敌对情绪高涨，英国皇家海军是海上霸主，但由于英国正在与拿破仑在海上交战，其水兵数量一直不足。为了补充严重不足的船员数量，英国派遣“抓夫队”到外国船只和外国港口绑架男子，并强迫他们服役。虽然从理论上讲，当时皇家海军搜寻的对象是英国人，但“抓夫队”在抓人时并不会检查护照。当人们发现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人，并强迫一些美国公民服役于皇家海军时，美国采取了行动。这个年轻的国家完全禁止英国军舰停靠美国港口。它给出的信息十分明确：“要么尊重我们的法律，要么滚出我们的国家5。”

直到1812年的战争之后，两国政府才重拾理智，同意尊重对方的主权。从此，各国开始针对引渡罪犯和在其他国家获取信息制定新的国际条约。这些新协议多数被称为MLAT，或《司法互助条约》（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ies）6。然而，过去10年间，这些条约显然已不适用于云计算时代。执法机构不出所料地对MLAT的缓慢进程感到沮丧，尽管各国政府努力讨论更新协议和加快进程的方法，但并未取得多少实质进展7。

随着数据转移到云端，执法机构开始寻求绕过MLAT流程的方法。它们会试图向管辖范围内的科技公司出具搜查令，要求其提供存储在他国数据中心的电子邮件和电子文档。如它们所见，它们不再需要依赖MLAT，甚至不需要告诉另一国的政府它们在做什么。

大多数政府显然并不希望看到科技公司绕过本国法律的保护，将其公民的数据转交给外国。早在1986年，美国国会颁布ECPA的时候，就在其中加入了一个条款，确保其他国家不能这样做。它不希望看到外国人像“抓夫队”一样攫取数字数据。ECPA规定，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将特定类型的数字数据（如电子邮件）交给外国政府属于犯罪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是为了回应外国政府的法律要求。同样，1968年的《有线监听法》也将在美国境内为外国政府拦截或监听通信定为犯罪。相反，我们被要求依据MLAT业已建立的一个国际进程行事。

欧洲的法律没有做出如此明确的规定，但我们知道，它们的观点像美国的观点一样重要。它们与美国政府一样，非常不喜欢外国政府侵入其领土，欧盟及其成员国制定了强有力的法律来保护其公民的隐私权。我们知道，就像19世纪初，英国船只停靠美国港口一样，只有同意尊重当地法律，我们的数据中心才会受到欧洲大陆的欢迎。

然而，随着云计算变得越来越普遍、数据越来越容易获取，一国政府单方行动寻求其他国家数据的诱惑显然变得难以抗拒。从个人角度就事论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执法调查人员需要信息，并希望尽快得到。如果能够迫使一家在本国设有分部的科技公司更快地采取行动，为什么还要花时间通过MLAT程序与另一个政府进行漫长的协商呢？反正如果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对此提出异议，面对烂摊子的将是这家科技公司，而不是当地的检察官。(www.xing528.com)

微软很快发现自己被卷入这场新型的战斗，需要躲避两边射来的子弹。发生在两个国家的案例生动地概括了我们面对的挑战。

一个国家是巴西。2015年1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巴西子公司的一位高管正在雷德蒙德参加一个销售会议，他的妻子打来电话，于是他走到走廊里接听。她在圣保罗的家里，听上去惊慌失措。巴西警方到他家里来抓人，并要求他出庭受审。他们冲进大楼并封锁了他的公寓。那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因为他在微软工作。

巴西警方坚持要求我们根据巴西法律，交出与一项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相关的个人通信数据。我们当时在巴西没有数据中心，按照美国法律，移交行为应发生在美国，我们解释说，根据美国法律，我们那样做将构成犯罪，因此我们建议他们通过两国之间的MLAT程序获取数据。巴西当局对我们的建议嗤之以鼻。他们已经因为一个类似案件对我们圣保罗的另一位当地高管提起刑事诉讼，对微软的罚款额每月都在上升，

我们让内特·琼斯尽力与巴西官员进行谈判。他后来说：“我们被困在了两难境地，一边是岩石，另一边是砖墙，而巴西这块岩石显然不想动。”

如果说内特的处境尚可，可以继续安全地在他雷德蒙德的办公室里寻找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我们在巴西当地的管理层可就没那么好过了。圣保罗当局短暂拘禁了我们的一名高管，并且多年以来一直拒绝撤销对他的刑事指控。我们心甘情愿地承担了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的费用，并表示如果他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他和他的家人离开巴西。我们还面临另一个挑战，巴西当局针对公司开出的2000多万美元的罚款。

还有一个挑战来自美国。2013年底，我们收到一份搜查令，要求我们提供与一起贩毒案调查相关的电子邮件记录。虽然这是一个典型的要求，但对账户进行审查后，我们很快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这些电子邮件似乎属于一个不是美国公民的人，并且它们也没有储存在美国境内，而是在爱尔兰。

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向爱尔兰政府寻求帮助。毕竟，美国和爱尔兰是亲密友好的盟友，并拥有更新过的MLAT。我们与都柏林的官员进行了交谈，并证实他们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司法部的官员并不喜欢设置这种他们不想遵循的先例。他们表示，我们需要遵守搜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