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达尔文主义、唐提式保险与养老金计划的关系

2011年2月的某期《每日秀》节目中，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扮演了一名异性恋男子，他要求该节目的“无所不知”的常驻专家约翰·霍吉曼对美国政府的收支不平衡问题给出一个解决之道。首先，霍吉曼建议美国政府把过度奢华的五角大楼改为四角大楼。其次，霍吉曼又建议美国政府不走寻常路，用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如果你想把美国的棺材都填满，那么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我们首先要把它合法化。”（霍吉曼取笑了美国某些州大麻合法化的情况，观众听后哄堂大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接下来的对话是这样的：

霍吉曼：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要把谋杀合法化……

斯图尔特：你说要把谋杀合法化？

霍吉曼：谋杀！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应该把达尔文主义那一套拿出来在美国试验一下。让弱者们去死吧，让强者们夺走弱者的生命吧。只要他们依法缴纳重婚税就行。

斯图尔特：那么，社会保障金和医疗保险怎么办？

霍吉曼：这些占美国政府预算的一半。你说什么？保护老人和病人，而不保护像我们这样年轻又性感的人？……重点是这样做非常不公平。

斯图尔特：你的意思是要消灭老人和体弱的人？

霍吉曼：不不不，不要消灭他们。我的意思只是说应该把社会保障金弄得有趣一些。我们来竞争、比赛，赢家可以把社会保障金全部拿走。

斯图尔特：你的意思不会是……

霍吉曼：是的，乔恩。我们来搞唐提式保险！我们签个“君子协定”，最后一位活着的参与者可以获得所有的社会保障金。

斯图尔特：但是如果把谋杀合法化，大家就都有动机互相谋杀，为了领取社会保障金！

对于上述荒谬的论点，最好的类比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 《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的平凡建议》，这本书认为贫穷的爱尔兰父母应该把他们的孩子卖给富有的绅士淑女们以此来换取食物。唐提式保险其实是一种经过时间检验的筹款方式，确实可以赚钱，也不仅仅是一项“君子协定”。

简单来说，唐提式保险是团体年金、团体养老保险以及彩票的一种有趣的组合。它并不是什么神秘而可笑的玩意儿，在经济学历史上，唐提式保险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7~18世纪，唐提式保险是欧洲各国公开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唐提式保险得名于洛伦佐·唐提。洛伦佐·唐提是那不勒斯人，一直默默无名，直到17世纪50年代的某一天，唐提的赞助人法国枢机主教马萨林（当时负责维持该国的财政健康状况）在法国国王面前公开支持唐提的筹款方法，唐提自此名声大噪。

唐提发明的是一种以受益人存活为前提的年金系统，活着的人可以通过这一系统领钱。这一系统的参与者们被分到不同的年龄组，每个参与者一次性支付300里弗给政府。每年，政府向每组参与者发放钱款，发放的额度是该组参与者缴纳钱款总数的5%。每组获得的钱款再分给组里仍在世的参与者们，每人获得的份额根据他们在该组总缴款额中所占的比例而定。随着该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政府对这一组别的债务关系也不复存在。

唐提式保险在法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很快被传播到其他国家。各国政府用这种方法来筹集战争经费、市政项目资金。伦敦现存最古老的桥梁——里士满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筹款建起来的。里士满桥建于1777年，当时修建经费是这样筹集的：政府出售桥梁股份，每股的价格是1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数量可观的钱）。在桥梁建成后，投资者将每年获得年金回报，数额取决于过桥费的收取情况。如果有投资者去世，那么剩下的投资者将分配死者的股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唐提式保险在美国是非法的。唐提式保险似乎应该是谋杀小说里才会有的东西）。

唐提式保险在电影和小说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多本侦探小说中都提到了它，包括著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影视作品中最近提到唐提式保险的是《辛普森一家》，在其中一集，阿比·辛普森和伯恩斯先生发现他们曾在“二战”中一起参军，他们的军队共同拥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德国油画，而根据规则所有士兵中最后去世的一位将获得这幅画的所有权。另外，还有一部十分有趣的老电影《不是这个盒子》（演员包括彼得·库克、达德利·摩尔、拉尔夫·理查德森、约翰·米尔斯等喜剧演员），该片改编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小说，情节是某唐提式保险计划的最后一名存活者的侄子们争夺遗产的故事。

从之前的实地实验中我们知道，抽奖活动可以提高慈善捐款的数额。因此，我们不禁好奇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唐提式保险是否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呢？也就是说，虽然唐提式保险一般用于政府集资或者养老金计划，但是慈善机构能否用它来鼓励捐款呢？和我们前面研究过的其他劝捐手段相比，唐提式保险在慈善活动中应该如何起作用呢？

首先，我们考虑一个带有慈善性质的抽奖活动。你每捐出1美元，就可以获得1张抽奖券，每张抽奖券的中奖概率相同。因此，你捐的钱越多，中奖概率就越大。不管最终筹到多少善款，奖品的数额不变，这就意味着，其他人捐款的数额越大，你的中奖概率就越小，因为抽奖券的数量增多了。(www.xing528.com)

这样的方式听上去很正常。但是，只要你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方式并不理想，似乎一种相反的方式才是更理想的。一种唐提式的慈善筹款机制是这样设计的：每一位捐款者的中奖概率是一定的，奖金的数额和捐款的数额成正比。

让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在市集上看到某一个摊位正在为美国癌症协会筹款，筹款的方式是唐提式的。摊位上的志愿者和善地告诉你，不管你捐多少钱，你都有25%的概率中奖，但是，你捐款的数额越大，奖金的数额也越大。然后，这位志愿者向你介绍了各档捐款数额对应的奖金额度。如果你捐款数额在20美元以下，那么你可能获得的是一些小奖品，比如书签或水壶等。如果你的捐款金额为20~50美元，那么你可能获得的奖品是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如果你的捐款金额达到50美元，那么奖品是消费券。如果你的捐款金额超过100美元，奖品是周末免费去某度假村度假。如果你的捐款金额超过200美元，奖品是一辆全新的雷克萨斯轿车。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你开始把捐款当成一个投资机会来考虑。

为了检验唐提式的慈善筹款策略是否有效，我们与安德里亚斯·郎格以及麦尔克·普里斯合作设计了一个游戏，并邀请马里兰大学的学生们参与这项游戏。这个游戏是我们虚构出来的，但实实在在是跟金钱挂钩的。参与游戏的学生需要做出一些决策，他们的决策决定了他们能赚到多少钱。游戏的筹码可以直接兑换成现金，以此来加强金钱的刺激作用。

我们的游戏是这样设计的：每个学生都要和其他学生组成团队。在每一轮游戏开始的时候，每人手上有100个筹码。学生们可以选择将自己手上的筹码捐给“公共物品”（这是一种慈善行为），也可以选择自己保留这些筹码。如果选择保留这些筹码，那么他们手头的每一个筹码会产生几美分的利息。如果他们选择捐出筹码，则可能产生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每一个筹码都增值了，比如你捐献了5个筹码给公共物品，那么增值后这5个筹码会变成6个筹码。（这一设计和真实世界中的慈善行为有相通之处。比如，你向红十字会献血，你自己的少量血液对你来说价值并不大，但对别人来说则是非常有价值的。公共物品的筹码增值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现象。）

第二种情况是，团队里的每个人都会从捐赠中获益。即使你选择不把筹码给公共物品，你仍可以分享受其他人捐赠所带来的好处。（现实世界中也是这样，比尔·盖茨为慈善事业捐献数十亿美元的善款，整个世界都可以从中获益，并不需要我们自己付出什么。）分组之后，学生们要进行的决策十分简单：我应该选择保留多少筹码？我应该向公共物品捐献多少筹码？在这个简单设定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一个额外的设定：最后的分红可以是彩票式的，也可以是唐提式的。

实验结果显示，唐提式分红法在两个重要方面上优于彩票式分红法。第一，当每个人的偏好十分不同的时候，唐提式筹款法筹到的钱比彩票式筹款法更多。第二，当人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很高的时候，比如，他们不愿意参与赌博性质的活动，不愿意进行高风险的投资，唐提式策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筹款策略。考虑到上述两个特点（偏好迥异和厌恶风险）都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真实特点，所以我们认为唐提式策略是值得慈善筹款者们利用的一个工具。

此外，我们的实验结果还显示，人们对这项游戏越是投入，就越愿意捐款。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认为某项慈善活动是值得信赖的（还记得从众效应吗？），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当下或者未来有机会“赢取”一些东西，我们就更愿意慷慨解囊。

我们的各种实验说明，人们慈善捐助行为的动机并不完全是让别人过得更好，更多的是让自己过得更好（感觉更好）。戴维·勒诺哈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总结了我们的实验结果，他认为“这样的现象看起来令人难过，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件那么坏的事情”。戴维·勒诺哈特这样写道：

一方面，慈善机构仍然能够筹到款。不管捐款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最终这些款项大部分是用来做好事的。另一方面，“温暖的光辉”告诉我们，慈善事业并不仅仅是一项零和博弈。如果人们的慈善捐助行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某位捐助者宣布进行大额捐助，可能导致其他捐款者的捐款数目下降，因为他们会认为慈善机构不那么需要自己的捐助了。但是，因为“温暖的光辉”的存在，沃伦·巴菲特给盖茨基金会捐款310亿美元，并没有让其他人觉得和痢疾做斗争的事业不再需要自己了。正相反，巴菲特的巨额捐款鼓励了其他捐款者，让他们更愿意慷慨解囊了。因为捐款者会觉得自己正在和巴菲特并肩作战，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团队的一分子，正和其他高尚的捐款者——比如巴菲特——一起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

这里，我们想要强调一点，事实上它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虽然很多时候人类的行为看似是非理性的，但只要你真正了解了人们行为背后的隐性动机，你就不会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匪夷所思的了。只要你了解了人们行为背后的隐性动机，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我们每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和愿望，但是有时候这些需求和愿望并不能直接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僵化的思维、前人的教条以及传统的习惯，并不是行事的最优方案。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人们以为购买健身中心的月卡或年卡能够鼓励自己多多锻炼，而事实并非如此。基于这种错误的想法，人们成为健身中心的会员，却并没有像自己计划的那样常去健身中心。但是，即便这样，人们一开始购买健身中心月卡或年卡的行为仍然是理性的。

回到资金匹配的实验上来。事实证明，资金匹配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高比率的资金匹配并不会比低比率的资金匹配更管用。所以，从筹款的角度来看，花钱提高资金匹配的程度是一种浪费。比如，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养老金储蓄率不足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大部分人是如何进行养老金储蓄的呢？一般来说，我们的雇主会对我们存入401K养老金储蓄账户的钱进行资金匹配。理查德·泰勒和卡斯·桑斯坦发现，人们存入401K养老金储蓄账户的钱往往正好达到资金匹配程度的下限。比如，雇主承诺如果雇员向401K养老金储蓄账户存入工资的5%，他们就会进行1∶1的资金匹配，而超出5%的部分则不进行匹配，那么雇员就会向401K账户里正好存入5%的工资。但是，假设雇主承诺如果雇员向401K养老金储蓄账户存入工资的5%，他们将进行1∶2的资金匹配（雇员每存入1美元，雇主存入0.5美元），而超出5%的部分不进行匹配，我们发现雇员仍然会选择存入5%的工资。

这样的行为从表面上来看是很奇怪的，但却和我们本章中的实验结果一致。那么，我们如何利用人们的这种行为特点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呢？假设我们确信美国人民应该提高养老金储蓄率，那么目前对员工工资的5%进行资金匹配的雇主应该告诉员工：“本公司决定改变养老金储蓄政策，公司将对你们工资的10%进行资金匹配，匹配的程度是1∶2（雇员每存入1美元，雇主存入0.5美元）。”

这样的政策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假设目前你的年薪是50 000美元，在旧的养老金政策下，你每年会往401K账户中存入2 500美元，然后你的雇主将进行2 500美元的资金匹配，你的年度养老金储蓄总额就是5 000美元。在新的养老金政策下，你每年会往401K账户中存入5 000美元，而你的雇主仍将进行2 500美元的资金匹配，你的年度养老金储蓄总额就变成了7 500美元。通过对匹配规则进行简单的修改，雇主就可以帮你提高养老金储蓄率，却并没有为此多花一分钱。如果美国政府支持对401K养老金账户政策进行这种改革，一个简单的政策变化就可以让你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提高养老金储蓄率，而政府并不需要为此投入额外的资金。

最后，我们发现，对慈善事业进行捐助和去超市购买士力架巧克力棒完全是两回事。慈善捐助者们需要的是，知道自己在做好事，在和很多人一起并肩作战，以及捐款带来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因此，慈善不仅是为了帮助他人、改变世界，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偏好。如果你是一家慈善机构的CEO（你可能是一位银发绅士），那么你应该意识到，业界的惯例很多时候并不是问题的最优解，一些非常规的激励机制反而能够对捐款者起到很好的劝捐作用；如果你一味地排斥这些科学的策略，你就浪费了很多潜在的筹款机会。

在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探讨慈善机构可以通过哪些激励机制筹集到更多的善款，以及人们会对一种特殊的激励机制做出何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