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文化运动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影响

在CLEAR系统投入使用以后，很快地，休伯曼又将类似的系统推广到了其他复杂的大型政府组织中去。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芝加哥市市长理查德·戴利决定委派休伯曼专门负责各种大型系统的管理工作。在任命休伯曼的时候，理查德·戴利表示：“我对休伯曼非常有信心。有休伯曼在，我晚上就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于是，休伯曼成为芝加哥市现实版的“超人”，他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大问题。休伯曼刚开始负责的工作是危机管理，具体工作任务包括：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保护芝加哥市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处理和解决公众的健康危机和自然灾害；想办法应付一天多达21 000通报警电话。休伯曼设计了一个联合指挥中心，负责在危急时刻协调和调度整个芝加哥市的所有资源。对于这个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给予了高度赞扬，评价这个系统是“革命性的突破”。2005年，休伯曼开始担任戴利市长的总参谋长，具体负责整顿芝加哥市的贪污腐败问题，以及建立市政府机构中的问责机制。在此期间，休伯曼对芝加哥市的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改，极大地提高了市民对市内交通系统的满意度，还和交通管理部门面对的所有21个工会组织重新达成了集体谈判协议。在闲暇时间里，休伯曼还设计并实施了美国最大的前罪犯雇用计划。

上述所有系统都是基于CLEAR系统所使用的统计跟踪和数据挖掘方法，休伯曼成功地把各部门中目标相似的人员组织起来，以团队的形式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团队协作，他们建立了统计跟踪系统，集中整合传统来源以外的各种数据，然后为芝加哥市政府系统内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设定清晰的工作目标。

2009年，在德里恩·阿尔伯特谋杀案发生后不久，时任芝加哥市公立学校总负责人的阿恩·邓肯升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教育秘书，休伯曼便接替了邓肯的工作，成为芝加哥市公共教育系统的CEO。在接任这份工作后不久，休伯曼就开始着手解决青少年暴力枪击事件高发的问题。在美国联邦政府救市资金的支持下，休伯曼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名为“冷静文化”运动。这一项目针对芝加哥的一些高危学区，对这些区域内的青少年暴力问题实施了休伯曼所能想到的所有干预措施。研究人员分析和审议了这个项目对孩子们的暴力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从管理学生的纪律设置，到学校入口的设计和施工。根据这项计划，教师们会在风险较高的学生身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学校还额外雇用更多的辅导员。当这些高危的学生们获得更多的注意力和帮助之后，学校的风气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要彻底改变芝加哥市的青少年暴力犯罪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事。

首先，我们决定寻求著名的饶舌歌手和唱片制作人坎耶·韦斯特的帮助。如果有人能对美国大城市内的黑人孩子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这个人非坎耶·韦斯特莫属。坎耶·韦斯特是一位英俊、外向、很有气质的美国黑人，他喜欢在登台表演的时候穿着皮裙和帽衫。坎耶·韦斯特的5张单曲唱片销量惊人，都被认定为铂金唱片，他也因此赢得了无数奖项。此外，坎耶·韦斯特还是有史以来数字唱片销量最多的艺人之一。

在与休伯曼讨论过之后，我们认定，让孩子们参加一次和巨星亲密接触的演唱会（公益性质的演唱会）一定能够成功地吸引芝加哥市32个暴力事件频发的学区内学生们的注意力。于是，我们给学校设立了这样的奖项：能最成功地改良风气的学校可以获得举办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的资格。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的“冷静文化委员会”，和坎耶·韦斯特亲密接触的机会使得各学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最后，赢得这场比赛的是法拉格特高中，该校在这场培养“冷静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拉格特高中位于芝加哥的西南部，该学校大约有70%的学生是西班牙裔，约有30%的学生是黑人。在“冷静文化”运动实施之前，学校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充满攻击性的学生——推推搡搡的、骂脏话的，还有互相攻击的。走廊里唯一的成人是学校雇用的巡逻警卫，他们的工作是在上课铃响的时候把学生们赶进教室。(www.xing528.com)

法拉格特高中率先成立了由学生领导组成的“冷静文化委员会”。所谓的“学生领导”不仅包括各班班长和学生会成员，还包括学校里最有“影响力”的孩子们，比如橄榄球队队员。“冷静文化委员会”的工作是制定基本的行为规范，旨在实现两项最基本的工作目标：一是提高学生的出勤率，二是降低校内外暴力事件的发生率。

在奖项（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的激励下，“冷静文化委员会”的学生成功地对其他学生施加了压力。这样的激励机制像变魔术一般地起作用了。所有参加“冷静文化”运动的学校，都出现了出勤率显著上升和暴力事件发生率明显下降的喜人现象，其中法拉格特高中的变化尤其突出，学生的不良行为发生率下降了40%。

2010年6月，坎耶·韦斯特个人演唱会如期在法拉格特高中的体育馆举行，那是一场极为精彩的表演。除了坎耶·韦斯特之外，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两位孩子们非常喜爱的艺人——鲁佩·菲亚斯科演唱了他的热门单曲《巨星》，另一位黑人巨星科豪演唱了他的作品《宇宙精神控制》。随后，坎耶·韦斯特登台表演，学生们彻底进入了兴奋状态。显然对孩子们而言，那绝对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但是，我们发现，演唱会这一激励机制并不是让学校风气发生转变的关键。想要见到坎耶·韦斯特，其实反映的是孩子们一个真正的内在需求——拥有能够安心学习的环境。休伯曼说：“孩子们当然想要见到坎耶·韦斯特，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够自由地站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学校。’”在参加“冷静文化”运动的32所芝加哥公立学校中，在这项运动结束之后，“冷静文化”得以在学校里继续保持，枪击案等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下降了30%。

那么，这是休伯曼采取的唯一措施吗？不是。事实上，这项运动只是休伯曼改革措施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