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9年9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芝加哥南部芬格高中的学生们放学后正穿过空旷的混凝土操场，准备回家。这个学校的部分学生住在名为“阿特盖尔德花园住房计划”的住宅区，另一些学生则住在芝加哥素以治安情况差而闻名的罗斯兰德社区（这个社区被人们称为“小镇”）。来自这两个社区的一部分学生互相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演化成了帮派斗争。当然，他们的组织称不上是真正的流氓帮派，最多是学生们的拉帮结伙。
当这群青少年穿过操场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打斗发生了。上述两个社区的学生和其他一些路过的学生都加入了这场打斗。有人掏出手机，对着15~20个学生的群殴情况录像。总体来看，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混战，参加打斗的人甚至都没有明确分出敌友。在美国各地的许多所高中里，这种纯粹由青春期荷尔蒙过剩而导致的打斗时有发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但是，在录像进行到约1分钟的时候，有人发现空地上放着一些木料。身穿红色摩托夹克的尤金·莱利从同伴手上接过一根巨大的木料，像挥舞棒球棒那样向16岁的优等生德里恩·阿尔伯特的头上抡去。
“啊！”有人大喊了一声。随后孩子们开始尖叫和呼喊，同时四散而逃，有人向着叫声的方向跑去，有人则朝反方向跑去。德里恩艰难地试图站起来，但是他迎来的是更多的拳打脚踢，有人大声地叫着：“上帝啊！你们这些人！”德里恩吃力地护住自己的头。
此时，镜头从空地转到了街上。一个30岁出头的赤膊男子正在和一个青少年打架，青少年手上拿着木料作为武器，中年男人的手臂粗壮得像树桩一样。青少年迅速盘算了一下，决定把手里的木料扔向对手，然后快速跑开。之后，镜头又转回了空地。德里恩倒在了地上，他已经无力抵抗，双目空洞地看着镜头。踢打德里恩的孩子们又继续了十几秒的时间，然后跑开了。拿着手机的录像者和其他路人跑向了德里恩，有人说道：“起来，孩子。”德里恩的朋友们把他抬了起来，送往空地附近的一家社区中心。同伴们呼唤着德里恩的名字，德里恩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两分钟以后，录像中响起了警笛的声音。几小时后，德里恩伤重不治而亡。
这段残酷的视频在YouTube网站上被点击了上千次。德里恩的死只是美国各种青少年恶性暴力事件中的一例，类似的事件仍然持续威胁着很多美国青少年的安全，此外这些孩子还同时面临着很多其他问题，比如高吸毒率、失业、少女怀孕、辍学以及肥胖等。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尝试过各种方式，试图解决上述问题。虽然有时候犯罪率确有下降，但是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政策起了作用，又有哪些政策纯粹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鉴于这样的情况，一些政策制定者——比如时任芝加哥市市长的理查德·戴利，还有前文提到过的罗恩·休伯曼——急于尝试一些新的方案，于是他们找到了我们。罗恩·休伯曼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领域内进行足够多的实验，我们需要用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哪些激励机制会起作用，以及它们为什么会起作用。”
罗恩·休伯曼希望我们进行大型的社会实验，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先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3~1968年林登·约翰逊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在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内，社会科学家们曾研究过诸如这样的问题：“提供健康保险的最优途径是什么？”这些研究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停止为这类研究提供支持，大部分研究者又回到了他们的办公室，重新坐到了电脑前面，而大型的实地实验项目也几乎被废弃了。直到最近几年，研究者们才开始再次和政策研究者合作，检验大型干预政策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不久以后，这段关于青少年德里恩之死的3分钟视频就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芝加哥市的各种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段视频，几乎所有与这一事件相关的网络新闻也都转载了这段视频。是因为这样的素材满足了人们偷窥的欲望吗？也许吧。但是，这段视频也帮助警方确定了犯案者的身份，并帮助检察官赢得了5项起诉的胜利。德里恩案件的几位被告分别获刑7~30年。即使尤金·莱利入狱后的表现再好，他的大部分人生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这项案件的判决结果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伊利诺伊州，监禁一位犯人平均每年大约需要花费4万美元的资金。据估计，一起谋杀案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成本（包括医药费、刑侦调查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监禁犯人的费用等）超过100万美元。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有效地降低青少年的暴力犯罪率呢？(www.xing528.com)
罗恩·休伯曼是芝加哥（甚至是整个美国）最富智慧的人民公仆之一。曾任警察职务的罗恩·休伯曼长相英俊、声音低沉，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于1971年出生于特拉维夫，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休伯曼的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休伯曼5岁的时候，父母把他和他的哥哥带到了美国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市。休伯曼的母亲曾是一位钢琴家和语言学家，到了美国以后，她在当地的一家高中当外语教师。休伯曼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细胞生物学家，他接受了一份政府部门委派的工作，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休伯曼回忆道：“当时我的父亲被很多制药公司邀请去从事研发工作，但他最终选择在政府部门做医学研究工作。虽然挣钱很少，但父亲认为这项工作更能够帮助普通大众。父亲的这种精神影响了我，我从小便立志为公众服务，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去回馈社会。”
在小学和中学时期，休伯曼不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学生，但他在高中时期成绩不错，最终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主修英语和心理学。毕业之后，休伯曼进入警官学校继续学习，并于1995年毕业后加入了警察队伍。在警队中，休伯曼主要从事芝加哥地区的夜间巡逻工作，据他回忆，这段警察生涯让他对芝加哥这座充满暴力的大都市有了亲身体会，也知道了哪些措施对解决暴力问题有效，哪些措施则完全无效。
芝加哥市的谋杀案件发生率常年居高不下，20世纪90年代是这座城市谋杀案件发生最为频繁的时期。1992年，这座人口不足300万的城市共发生了943起谋杀事件，谋杀案件发生率高达0.034%。1999年，芝加哥市内共有6 000人遭遇枪击，其中1 000名受害者死亡。休伯曼曾负责接听公共住房计划区域内的枪击报警电话，他说：“这段经历让我清楚地感受到，芝加哥某些地方的居民早已对暴力和袭击感到麻木和屈服。每天晚上，都有人被枪击和谋杀。面对这样的行为，整个社区甚至已经失去了愤怒情绪。人们感到的只有疲惫，大家都习惯了枪击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在见证了无数年轻生命枉死之后，休伯曼认为，警方应该找到某种更聪明的方法来改变这样的情况。休伯曼开始问自己，怎样的改革能够帮助警方更有效地对抗暴力呢？仅靠警察队伍的力量可能很难改变芝加哥市的治安现状，毕竟警察只能对暴力犯罪做出处理和回应，却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暴力事件的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休伯曼决定利用白天不上班的时间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学位。他选择的两个专业看起来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 一个是社会工作专业，另一个是商务专业。
不久之后，休伯曼在警队中获得了晋升，成为一名助理副警司。硕士毕业之后，休伯曼着手从事的第一批项目之一便是试图把警队带入信息化时代——建立电子档案记录系统。休伯曼回忆道：“在这个系统建立之前，所有档案记录都是在纸上完成的。如果发生了一起袭击案件，目击者可能会告诉我们，‘那个家伙肩膀上有一个兔子的文身。’得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警员就会走进地下室，翻阅数百份粉色的表格，来寻找符合这一特征的人。要在数百份纸质文件中找到有兔子文身描述的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要找到关于嫌疑人的足够信息，更是需要无穷无尽的时间，但是如果找不到这些信息，就不能总结犯罪的规律，更不可能让目击者对嫌疑犯进行指认。”
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纸质文件转化成一个实时的电子数据库，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资金。遗憾的是，当时警队根本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于是，休伯曼联系了软件巨头甲骨文公司，成功说服对方帮助警队研发电子档案记录系统。休伯曼告诉甲骨文公司，只要这一系统研发成功，他们就可以把同样的系统卖给美国各地的警察机构。在这样的诱惑面前，甲骨文公司同意了休伯曼的计划，并投入了1 000万美元用于研发该系统。休伯曼向甲骨文公司提供研发系统需要的信息，而剩下的资金则由某补助金项目提供。
这个名为“市民与法律执行分析回报”（CLEAR）的系统彻底改变了芝加哥地区的犯罪状况。如今，当发生袭击事件时，如果有目击者告诉警方嫌疑犯的肩膀上有兔子文身，那么警员可以将这个信息输入电子系统，轻松地找出嫌疑犯，有时候甚至可以当场找到嫌疑犯。此外，通过这个系统，指挥者还可以提前派警员前往可能发生罪案的地区，做好战略部署工作。有了CLEAR系统，指挥人员能够经常测试他们的种种假设是否成立，比如，是逮捕和毒品有关的人员更有利于降低犯罪率，还是逮捕和黑帮组织有关的人员更有利于降低犯罪率？通过CLEAR系统提供的数据，警局可以看出哪些警员在减少罪案方面成绩最突出，依此决定警员的升迁。自1999年CLEAR系统投入使用以来，芝加哥地区的枪击案发生率减少了2/3还多。今天，我们相信，正是得益于这个先进的系统，无数生命逃脱了暴力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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